2017-12-14 8:12:50

文/《中國周刊》記者 王艷玲
攝影/丁平君、《中國周刊》記者 楊劍坤
支持機構/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
責編/劉霞

在滇西北橫斷山脈縱深處的老君山，金沙江環其左，瀾滄江繞其右，為世界自然遺產“三江并流”的核心區，特有物種眾多，是全球25個生物多樣性保護熱點地區之一。但近30年來，大片的原始森林被村民們砍得有點猛，各家山頭劃出來的集體林和國有林成為亂砍濫伐的重災區，村里人每年為這點木頭都要跟外人“火拼”一場。今天，走進這里仍會看到過去大規模砍伐林木時搬運木材的滑道。山頂粗壯的云南松被砍倒后，經此滑到山腳，再被運往全國各地。

靠山吃山，砍樹賣錢，這是當地人如吃飯喝水般的生活邏輯。可是，看著昔日綠意濃濃的大山慢慢變禿，村民們內心十分清楚，照這樣砍下去，早晚有一天，山上的樹會被砍光。可是，吃飯需要錢，蓋房子需要錢，娃娃讀書需要錢。如何突破生存與環保的博弈困局？

從2010年開始，鄧儀和他的團隊選擇了生態最為脆弱、社會沖突頻發的老君山，尋求社區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解決之道。鄧儀認為，不能只管環境，不管人，“憑什么要保護環境就得剝奪當地人對世代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的利用？”在全球環境基金小額贈款計劃（GEF SGP）的支持下，他們發起“三江并流區域可持續發展”項目，力圖通過促進當地社區的自我決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監督來實現人和自然的共贏，也為解決“公地悲劇”進行制度上的探索。

“村寨銀行”捆綁生態保護

47歲的白族農民李玉坤和妻子正在自家院子門前為采摘回來的白蕓豆進行初步加工。雖是初冬，中午陽光正好，他僅穿了身短袖，“干起活兒來挺熱”，他咧嘴一笑。

李玉坤是麗江市玉龍縣九河鄉河源村的村民。四百多戶河源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老君山東南部邊緣，14個村民小組35個村落，像散落的星星，分布在108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嶺之中。

河源是最早啟動“三江并流區域可持續發展”項目的村子。鄧儀所在的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以內生式社區項目發展理論為指導，在河源村開展了包括村民能力、公共管理系統、金融系統及可持續產業建設等工作。

李玉坤所在的村子，還自決劃定了社區保護區域，并與“村寨銀行”結合制定相互關聯的制度。通過“村寨銀行”，村民們不僅達成保護生態環境的共識，而且有了生產發展的資金。

“村寨銀行”，在外人看來有些不明就里，可那些很少走出過大山的農民，卻能頭頭是道地解釋給你聽：“我們村民自己的銀行，就叫村寨銀行，用來干什么，我們自己說了算，把森林保護好了，我們就能更好地發展嘛。”在河源村，一位村民脫口而出。

“村寨銀行”，脫胎于鄧儀1990年代中期在貴州草海實施的小貸模式——“村寨基金”，其目的是幫助村民在環境保護的同時發展經濟。它以村民小組為單位，村民按戶自愿等額入股，項目以1:1的比例注入配比資金后組成本金。通過公平抽簽，分三批次輪流進行等額借貸，如每戶入股1000元便可獲得6000元的貸款，期限為1年。所有參與者都必須簽訂環保條約，如有違背制度者將從其入股資金中進行處罰。

李玉坤所在的新房組率先搞起了“村寨銀行”。不過，李玉坤表示，“剛開始時很難，大家開了不下二三十次會議。利息怎么定，金額怎么定，管理怎么定，每次開會大家都在爭吵。”在項目組的監督下，通過一次次開會，爭吵，妥協，最終村民們磨合出一套共同認可的制度。

“整個項目，每一步都不是我們設計的。”項目官員耿得安說，搞村寨銀行是基于村民的認知，所有人在利益博弈里面，形成互利制衡的制度。

獲得首批6000元貸款的村民，一年內憑借這些貸款搞養蜂、種天麻等，平均賺了3000多元。三年項目期過后，當地政府認為項目很好，也配比了相同的資金，使得當地村民每戶可以貸款到1萬多元。1萬多塊錢對于村民做點小生意，多種點賺錢的農作物有很大幫助。

“村寨銀行”在河源村實施7年，有專業志愿者在連續不斷的監測下得出數據：每戶村民使用“村寨銀行”一年的周期后，能夠為他的家庭增加60%的收入。

李玉坤甚至提出了將“村寨銀行”跟山林保護形成聯動的主意。既然已經獲得了外界的經濟援助，那么也要保護好自己的家園。如果村民參加了“村寨銀行”項目還要到山上砍樹，那么他的股金將被作為罰金扣除。

以前山林保護的責任主要由村長和護林員擔負，但那是少數人監督多數人，根本沒有效果。而“村寨銀行”與山林保護的聯動，直接將村民個人利益同山林保護掛鉤，形成了多數人監督少數人的機制。這一規定對當地的生態保護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李玉坤點了一根煙，猛地吸了幾口，沉吟片刻說：“鄧老師他們團隊的錢不多，對GDP一點意義都沒有，更重要的是將社區公共管理經驗引入河源村”。

巨甸鎮金河村，有著九千多畝林地，這里山高林密，至今依然有十幾頭熊出沒。從村民中熊、猴等姓氏可看出，這是個曾經以狩獵為生的村子。據勝和四組組長雀漢文介紹，在“村寨銀行”建立之前，村里經常有人去山上偷樹賣，還有外人出上萬的高價收購山里一種叫聲像娃娃的珍稀禽類，自從該村和“村寨銀行”聯動建立社區保護地以后，再也沒有人去砍樹了，村民也自覺將打山林主意的外來人擋在了山外。

雀漢文說：“誰有那么大的膽子啊，如果一個人違反約定砍樹了，打獵了，他的林權證和自己交的本金就會被扣下，嚴重的時候同村村民的借貸資格甚至也會被取消”。

農民教農民

長年累月扎根在農村的鄧儀，一直跟農民打交道，多年來浸泡在不同文化地域、不同民族風情、不同生態種類的經歷，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能不能幫助農民自己學會與外界打交道的能力，能不能讓真正草根的人參與到項目中，是項目成功的關鍵。

在“三江并流區域可持續發展”項目中，有三分之一的資金是用于培訓的。他們培訓的不同之處在于——讓農民教農民。鄧儀笑稱：“我們永遠不會找個大學教授教他們該怎么樣。大學教授講完了，拿完講課費后，農民今后遇到的問題和損失跟他沒有任何關系”。

在河源村，項目組的第一筆錢便是用來讓村民代表出去學習別人的經驗。14個村組，每組選出一個代表，組成考察團。代表要誠實，把看到聽到的記錄下來，回來后講給村民。如果講不清楚，就得自己把錢補上。

代表們去了貴州畢節下面的貧困村古勝村，那里村民的年收入600多元，石漠化十分嚴重。國家強制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管制無效，村民與政府發生過多次沖突。但后來在項目的促進下，村民卻自發實現了全面保護，還發展了生態產業。

這一下激起了河源村民代表們的興趣，他們耐下性子來聽，古勝村民如何組織起來，集體修路，制定封山規則，建立村寨銀行以及發展生態產業。河源村民開始相信，原來，我們自己可以來保護山林，同時享有保護下來的成果。

李玉坤笑稱那幾年自己都在東學一下，西學一下，整個就是“農民再就業工程”。李玉坤讀了兩年高中，在村里算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在鄧儀的影響下，他對鄉村治理開始了有意識地思考，“尊重主體”“多元并存”“參與權”“表達權”這樣一些詞匯不時地從他的嘴里蹦出。讀書是他自我成長的手段之一。他讀《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他讀《蘇菲的世界》，他經常問自己：“我是誰？我要到哪里去？”他甚至還讀了連上大學的女兒都沒聽說過的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文化上的自信需要歷煉，需要腳步走出去，需要眼睛望出去。幾年來，項目中心帶村民去四川、廣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甚至還去過香港。讓他們學習另一塊土地上的農民做的事和經驗，也會建立他們文化上的自信。

耿得安經常下鄉，每次見到熟悉的村民都會發現他們身上慢慢發生的變化。一次他帶領志愿者核實村民提交的生態保護與“村寨銀行”聯動的項目協議，由于涉及的區域面積較大，金河村勝和三組組長而秀成當即提供給他們一份他親自手繪的當地社區保護地示意圖，他們按照示意圖的提示，順利地完成了走訪。耿得安滿心佩服，他說：“當我們平等地尊重農民的選擇和文化時，你會發現，他們不比任何人差，因為這是他們千百年生活的土地”。

當然，有些東西還是需要“專家”來教的，比如種天麻。保護團隊把陜西最會種天麻的農民請來，教村民們怎么有性繁殖。這是科學家們千百回實驗后得到的技術，經農民教農民，最接地氣，也最易領會。這樣一個過程，在鄧儀看來，有分享，再有見識，然后才會有選擇，“你如果永遠吃的是玉米飯，讓你點別的飯，你都不知道怎么點”。

農民善治

“我們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老百姓可以通過打分來分NGO資金的項目”，鄧儀如是說。他介紹，各個村以小組為單位，村民民主討論社區發展方向，制定項目建議書，并參與由社區代表打分決策的項目競爭申報會，通過演講、答辯與打分等程序，獲得項目資助并自主實施。鄧儀覺得，通過項目的競爭，重新了解老百姓怎么思考，怎么界定人和自然的關系，怎么界定發展，包括他自己的發展方向。

各小組參與的項目，要由村民自己來提。參與項目申報的小組代表按抽簽的排序，輪流上臺陳述由小組集體討論出來的項目實施方案并回應評委們的提問，陳述完后由政府、中心、外請社區專家以及村委會代表組成的評委團進行現場打分。
鄧儀說：“看到有些糟糕的項目我們很想幫他們說，但是制度不能讓我們說”。

交上來的提案五花八門，有藥材種植、道路維修、養豬養蜂、等等。有一次，評委問一個想發展蔬菜大棚的代表：你們離村干道和城里那么遠，菜怎么運出去？對方啞口無言。

有時，項目工作人員怕擺上臺面的競爭會讓村民當場吵起來“傷了和氣”。在通知各組代表開會時他們會用“相互學習”這個說法，來削弱現場的火藥味。

金河村勝和四組組長雀漢文，參加過一次項目競爭會，在十分鐘的陳述時間內，他把“我們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組織？怎么分配”用傈僳語闡述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以飽滿的熱情和可行性極高的核桃產業發展規劃，奪得了最高分。

農民的自我管理，也使得“村規民約”具有極好的執行度。

2016年，黎明鄉黎光村河上組建立了一個村民自己的魚類保護區，保護此地特有的珍稀魚種：竹根魚。為此，全體村民討論通過了社區保護地制度，這個制度規定，任何人不得在本村河流內從事捕魚、電魚、毒魚等相關活動，一經發現，罰款3800元。
2017年4月30日下午，鄰村的兩位中學教師因在保護區違規釣魚，撞到了村民制度的“槍口上”。河上組組長兼“村寨銀行”主管李海云通知全村每家每戶必須至少派一個人到達現場，不來的將扣其“村寨銀行”本金。僅僅半個小時，全村家家戶戶都趕到了到場，他們認為此事事關社區保護地制度的存廢，如果不對這一起釣魚事件重罰，以后根本無法約束村民，絕對不能開此先例。

對方求助的電話打到了黎光村黨支部書記蜂金龍那里，蜂書記說，這是河上組制定的制度，既然是制度，就要嚴格執行，他管不了，也沒有權力管。后來，他索性關掉了手機。

村民和釣魚者在吵吵鬧鬧中對峙了八九個小時，村民們堅持要罰款3800元，而釣魚者則認為自己完全不知情，魚也并未釣上來，而且認為“村規民約”并不適用于外村人。事態陷入僵局。后經黎光村委會黃主任調解，事情最終以對方被罰500元收場。

此事在當時成為當地的轟動事件。讓鄧儀沒想到的是，捕魚罰款事件后，全村人坐下來開了一個會議。他們討論、總結并反思，為什么大家吵吵嚷嚷八九個小時，還是吵不出個結果？他們反思的，不是找誰罰了款，而是在制度執行過程中的明細度不夠。

在鄧儀看來，某種意義上說，村民們事后的這種態度已經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我們很多歷史事件，錯了就錯了，我們寄希望于哪個人來撥亂反正。而村民們在遇到具體問題時，是以修正的態度來面對，他們認識到應該細化規章制度，如本村人違規罰多少，外鄉人罰又是多少；釣上魚和未釣上魚應該有所區別。他們的做法，是許多專家、學者，以及所謂的精英階層想像不到的。”

生態產業化

生態產業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村寨銀行”成立后的又一組織，其目標是引領全村村民致富，生態產業被定為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合作社建立了統一的財務制度，成立了財務小組；完善了內部管理制度，選舉出了監事會；形成了全村所有自然保護區和保護制度聯動并互相監督的決議；從而在全村的層面搭建了全新的社區公共資源共管平臺。

金河村原來以種煙葉為主，煙葉需要大量木柴烤制，顯然不屬于生態產品，村民就開始思考新項目，他們決定種植核桃。為此，還成立了專業合作社，核桃油已成為合作社的主打產品。

2017年3月，由金河村村民充分討論后自主發起的核桃油冷榨股份制項目也正式啟動。在項目方的申請下，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對該項目進行了資金支持。

李玉坤一直擔任河源村生態產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同時也是河源股份制養蜂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坦言，合作社運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問題就是，大家總是站在NGO的角度做這個事，沒有商業頭腦，故事講得再好，市場有自己的一套，比如供應量，由源頭到銷量的過程，農民完成不了，NGO也完成不了，要有專業的商業團隊來解決。“淘寶上人家的蘋果既大個又光滑，而我們的蘋果長得不大，賣相又不好，怎么賣？”

黎光村生態合作社理事長蜂金龍也一直愁著怎么把產品賣出去。他說，村里經濟林果和藥材的種植面積都不大，水質也不行，核桃每年產10多噸，要想規模化、集群化是不可能的。而養蜂，也不是每家每戶都適合的，“要有那個基因”。

為了讓生活在當地的老百姓從保護中受益，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也在市場對接上進行嘗試。2015年10月，他們聯合項目服務區域的多家農民生態產業合作社，共同發起成立了以代銷保護地農林產品為主的“大地有生聯合社”。

但耿得安認為，即便對接上了市場，原生態產品要達到規模化生產也是個挑戰。他說，因為不施農藥、化肥，原生態產品受氣候、水土的影響很大，要達到穩定的產量很困難，“比如蜂蜜，遇上雨水多，花粉就受影響，花蜜就達不到一定的產量”。
“嘗試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到今天我們都不敢肯定。”鄧儀說。在他看來，因為商業本身講究“無奸不商”，要讓老百姓既從商，又要不奸，這幾乎只能是“半神半人”狀態，因為面對金錢的時候會發生什么樣的改變？誰也說不清。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卻對他說，聯合社一定要商業化運作，要完全區別于公益機構的模式。剛開始，鄧儀還有所抵觸，可他轉念一想，于建嶸說得很對啊。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