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09 14:21:56 來源：中國周刊

　　編者按：領導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近年來設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課題，從學理上探尋中西文明的本源，以歷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強化理論、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同志為即將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作序，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羅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義”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與誤判，呼吁中西文明應當在交流互鑒的基礎之上，既尋找各自的改進之途，更淬煉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前言

　　《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近年來多次撰文指出，中國制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中國從秦漢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先于歐洲1800年[1]。“現代”是指一套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系。

　　與秦漢同時是羅馬。歐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規模政治體時，無不以羅馬為精神象征。從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羅馬帝國，從拿破侖到第三帝國。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還被人視為“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詞源正是“羅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權與軍閥的關系、上層與基層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系。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后再無羅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封建列國。而秦漢之后卻繼續興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是本文的主題。

　　第一章  兩大文明

　　（一）秦漢基層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脈湘西龍山里耶鎮，考古學家們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廢井里，發現了數萬枚行政文書竹簡(里耶秦簡)。這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之后第二個重大發現，使人們能近距離觀看秦代基層政權。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設立的“遷陵縣”。城很小，只有一個大學操場那么大。全縣人口不過三四千。秦朝在這里居然設立了完整的一縣三鄉機構，在編官吏多達103人[3]。這些秦吏組織人民開墾荒地，但畢竟高山深谷田地少，費了牛勁才達到戶均35古畝，還不到當時“一夫百畝”通制的三分之一。稅率只有8.3%[4]，相當于十二稅一，比周代的“十稅一”還少。一個縣每年新增的稅收，只相當于6.5戶人家一年的口糧。從經濟角度講，為這樣一塊土地設置這么多官吏很不值。

　　里耶秦簡，2002年湘西龍山里耶鎮出土，為秦代縣府行政檔案，內容包含中央政令、行政區劃、官吏任免、軍事物資調度、百姓欠款等縣府大小瑣事，使人們能近距離了解秦代基層政權

　　但秦吏要的不是稅收。考古學家清理出一支竹簡，記錄了當地深山里發現的一種并非豐產的植物“枝枸”(俗稱“拐棗”)，但秦吏仍認真描述了它的性狀、位置、產果情況，錄入了官方檔案(“下廣一畝，格廣半畝，高丈二尺。去鄉七里。丗四年不實”)。這體現了一種不遺余力探明山川物產的使命感。秦吏們一步步開發國土、編戶人民、畫出地圖交給上級的“郡”。“郡”再將下屬各縣的地圖合并成“輿地圖”，上報到朝廷歸檔閱存。秦吏們除了促進生產，還要處理紛繁復雜的民政司法事務。秦法非常完備，不光有法條，還有判例，還有上訴制度。小吏們必須嚴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書都要同時抄送多部門留底查驗;如輕事重判和重事輕判，都屬于“不直”之罪，法條互相抵牾時，還要層層上報等仲裁。在兩千年前，就把基層行政搞到如此精細化世所僅見。

　　縣鄉小吏還常輪崗。在里耶秦簡的傷亡名冊上，記載著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103人的編制，長期缺額49人。秦把天下驅使得很苦，把自己驅使得同樣苦。但也只有這種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實現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整治山川，修建路網。這些使后面幾十代人受益的基礎設施，成本卻由這一代人背負。人民犧牲之慘烈，心靈之痛苦，連天下一統的成就都不能撫平。歷史評價，從來不只是道理，還有感情。秦滅亡時，天下沒有人愛它。

　　項羽滅了秦后希望恢復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敗項羽的劉邦卻拒絕退回分封，反而沿襲了秦制大一統。他與項羽最大的不同，項羽是貴族，他是小吏，當過沛縣的一個亭長(相當于派出所長)。他的骨干集團大多也是小吏，蕭何是主吏，曹參是牢頭。他們最清楚帝國的基層與上層如何結合;他們最熟悉郡縣制的運作;他們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們最洞悉維系大一統的奧秘。所以在攻入咸陽時，蕭何不要金銀財寶，只搶奪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圖和編戶冊。漢朝正是依靠這些資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權郡縣制。

　　基層政權出天下。這是秦漢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現代國家的原因。

　　（二）羅馬國家之治

　　和秦漢同時，羅馬崛起為地中海霸主。

　　秦漢與羅馬，是歐亞大陸東西兩頭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兩者的人口與地域規模也相似。羅馬帝國晚期，其囊括的環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萬[6]。秦漢的人口(西漢末年標準)也在5000-6000萬[7]。

　　很多人認為，中國是黃色農業文明，希臘羅馬是藍色商貿文明，似乎從源頭就有優劣之分。并非如此。從1960年代開始，西方古史學界的共識是，從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臘羅馬都是農業社會，商貿只是很小的補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社會結構中家庭占據首位，幾乎所有人都以經濟自足為目標。大多數財富來自土地的租金和稅收。貿易規模狹小，即便商人因貿易發財，也會將所得投資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從不曾超過總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為消費中心而非生產中心存在[8]。”這跟秦漢非常相似。

　　希臘出哲學家，羅馬出農民加戰士。羅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塊土地，回去種橄欖與葡萄。就像秦漢的大兵，打仗是為了日后能“解甲歸田”。

　　羅馬公民看不起商業，貿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營生。在羅馬共和國黃金時代，商人不能進元老院。貴族征戰得來的財富都是購買土地搞大莊園。農業不是謀生，而是田園生活之歌。秦漢更是如此，農為本，商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讀傳家”。

　　羅馬石棺浮雕，公元3世紀，描繪農民采集豆類、擠羊奶的情形。希臘出哲學家，羅馬出農民加戰士，羅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塊土地，回去種橄欖與葡萄

　　羅馬人搞不出縝密的宗教和科學，所長是工程、戰爭和國家治理。希臘留下的遺跡是神廟、競技場和劇場，而羅馬留下的是凱旋門、斗獸場與浴場。秦漢也一樣。關注現實、經營國家、修筑長城、發明火藥，但始終不以邏輯學與科學見長。

　　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羅馬超越希臘城邦政治，建立了憲制官僚體制與私法體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會。無論是共和還是帝制，羅馬都是西方大規模政治體在觀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英國革命時的“大洋國”藍圖有著羅馬共和國的影子;法國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們有著羅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國參議院與總統制有著元老院和首席執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紀，美國右翼學界還在爭論，建國原則到底遵循羅馬式古典共和，還是啟蒙運動的民主自然權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羅馬的魅影從未消失過。

　　第二章  羅馬共和

　　（一）土地與內戰

　　公元前206年，在中國楚漢相爭的同時，羅馬正進行與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后用了50余年，羅馬終于滅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馬其頓，成為了地中海霸主。重要的是，在稱霸過程中，羅馬始終維系著共和制。

　　史家波利比烏斯說，羅馬的成功是因為實行“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權制、貴族制、民主制。執政官代表王權，元老院代表貴族，公民大會代表民主。執政官掌握對外軍事權，元老院掌握財權，公民大會掌握否決權，三種力量互相制衡。羅馬人相信，各方利益沖突是保證自由強大的“必要罪惡”[9]，且“沖突”最終必能達成“團結”。羅馬早期的沖突確是溫和可控的。比如，羅馬平民戰士和元老院做斗爭的方式，是在打仗前“集體罷工”提條件，元老院也愿意做出妥協讓出部分權利，因為戰爭勝利與殖民擴張會帶來更大利益。近200年時間里，羅馬共和制度內，不論執政官、貴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厲害，面對外患時總能團結起來。

　　直到公元前一世紀，羅馬人突然發現，沖突變得不再容易妥協了。公元前88年到公元前31年，羅馬進入“內戰時期”。[10]馬略和蘇拉斗了6年;龐培、凱撒、克拉蘇斗了16年[11];安東尼、雷必達、屋大維又斗了13年[12]，在西漢成帝年間(公元前27年)[13]，羅馬最終轉變成帝制[14]。為什么過去150年內軍人從不打內戰，現在卻要刀口向內你死我活呢?

　　因為土地。

　　《迦太基廢墟中的馬略》，1807，約翰·范德林，布面油畫，縱221厘米，橫174厘米，現藏舊金山美術博物館，描繪羅馬“內戰時期”，軍事巨頭馬略被蘇拉趕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個半世紀的海外征服，羅馬的權貴們將巨量的奴隸和財寶帶回本土，產生了大規模的“奴隸大莊園農業”。“大莊園”的效率技術遠超小農，以致大批小農破產，并將土地賣給權貴富豪，加劇了土地兼并。羅馬平民，漸漸成了羅馬貧民，最終成了羅馬流民。流民最好的出路就是當兵。哪個將軍能帶回更多的戰利品，羅馬戰士就為哪個將軍而戰，想打誰都成。為國家而戰的公民兵變成了將軍們的雇傭兵。

　　羅馬政治沒有調節土地兼并的能力。過去曾有一條法律，要求征服來的土地應在貴族與平民間公平分配，并規定貴族擁有的土地上限，但這條法律從未被執行過[15]。凡是想執行這條法律的人，哪怕是貴族也會被殺，如格拉古兄弟。

　　在王權、貴族、平民三種力量中，最強大的還是貴族。從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間，羅馬共和國的200名執政官出自于58個貴族世家[16]。這種可以“造王”的世襲貴族，在中國稱之為“門閥”。選舉制度不但沒能削弱門閥，反而加強了門閥。因為選舉需要動員投票。門閥庇護了大量人口，又有錢賄買選票，最有機會選上保民官。

　　馬基雅維利說，羅馬貴族愿意在榮譽上向平民讓步，但在財產上從來分毫不讓斗爭到底[17]。在內部分配土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羅馬人最害怕的事。反正都要打仗，還不如對外殖民。史家芬利說，“只要可能，羅馬人寧愿殖民，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殖民是消除內戰最好的安全閥，也是政治平靜和穩定的關鍵。”[18]正因如此，羅馬流民最終投奔了軍閥。只有軍閥能夠從對外戰爭中拿到土地，也只有軍閥能強迫元老院給士兵分配土地。

　　在政客無法取得共識的地方，軍閥登場了。

　　（二）以自由的名義

　　在前三頭與后三頭爭雄時期，有一個哲學家和雄辯家始終貫穿其中，他是西塞羅，是古典共和之父，是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精神偶像。

　　但西塞羅不是貴族，而是“騎士”。所謂騎士，出自希臘羅馬“有財產者出騎兵”的習俗。騎士古而有之，但作為一個財富階層，是在羅馬小農破產的廢墟上發家的。他們雖有錢，卻很少有貴族的從政資格。

　　西塞羅是個例外——他是雄辯天才。他曾跟隨希臘雄辯大師學習，大師教完他后落寞地說，我為希臘感到悲傷，因為希臘唯一的榮光也轉歸羅馬。學成后，他依靠雄辯術成為大律師，用二十年廣結人脈，最終以法律領袖的身份贏得競選，成為執政官(公元前63年)[19]，一度被尊稱為“羅馬國父”。

　　西塞羅在羅馬政壇呼風喚雨，“前三頭”與“后三頭”的命運都與他相關。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敗，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冊。

　　凱撒死于西塞羅。

　　刺殺凱撒的布魯圖斯，雖然是凱撒的“繼子”，精神之父卻是西塞羅。在凱撒遇刺前的幾個月內，西塞羅不斷給這個年輕人灌輸：刺殺暴君乃真英雄，血緣越近越英雄。相當于中國的“大義滅親”。最后，布魯圖斯一邊揮刀沖向凱撒，一邊呼喊著“西塞羅”的名字。此時元老院人人都在，就西塞羅不在。

　　凱撒死后，西塞羅轉頭全力對付其繼承人安東尼。很多羅馬史家認為，挑起這場內戰完全沒必要。因為安東尼并不想走獨裁老路，一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羅馬。他不僅壓住狂怒的軍隊為凱撒“復仇”的請求，還宣布不追究共和派刺殺者的責任。從人倫道義來說，這是對凱撒的背叛;從國家層面而言，是一個軍頭對共和秩序的主動服從。但作為共和派領袖，西塞羅不但不接招，反倒一邊讓共和派到東方行省招募軍隊，一邊鼓勵屋大維叛亂。

　　屋大維此時只19歲，屬政治邊緣人物。他是凱撒的財產繼承人，但不是政治繼承人。他想取安東尼而代之，便用私財召集了3000名老兵進軍羅馬。對安東尼的合法政權而言，屋大維的私軍形同叛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西塞羅能引導元老院將“反叛”合法化。西塞羅欣然同意。他在元老院發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反腓力辭》，把安東尼定性為“發動內戰”，把屋大維定性為“保衛共和”。

　　由此，屋大維的小部隊配合著元老院的大軍，在穆蒂納戰爭中擊敗安東尼。但英雄氣終究藏不住。元老院驚奇地發現，自己的數萬大軍更愿受屋大維的領導。恐懼之下，元老院立即解除了屋大維的兵權。屋大維的政治生涯本應到此結束，也不會有日后的奧古斯都。

　　孤立無援的屋大維，呼喚西塞羅為“父親”，懇求與西塞羅搭檔競選羅馬執政官。他賭咒發誓，當選后由西塞羅一人說了算，自己甘當馬前卒。63歲的西塞羅打量著乳臭未干的屋大維好半天，又一次同意了。這真是再造之恩，因為執政官的年齡要求40歲以上，屋大維至少要等20年。

　　在洶涌的反對聲中，西塞羅以無與倫比的資歷人脈，疏通了元老院，招募了大量選票。他押上了人格擔保，“我發誓、我擔保、我保證，‘小愷撒’一定會像今天一樣，永遠保持一個‘公民’的本色”。

　　后面的事眾所周知。

　　屋大維當選執政官后，立刻拋棄了西塞羅，轉頭與安東尼和談，以“后三頭”同盟瓜分了羅馬政權。安東尼恨西塞羅入骨，要求取其性命作為聯手條件。屋大維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普魯塔克記錄下了這位雄辯家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盲目地奔逃，在馬車窗中不斷回頭張望追兵。安東尼的大兵們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羅的頭顱，懸掛在他經常發表宏論的講壇之上[20]。正是在這個高臺上，西塞羅一直疾呼，“要讓刀劍聽命于長袍，要讓征戰的桂冠讓位于辯才”。

　　這是羅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劇，是共和向帝制謝幕的挽歌。西塞羅死后11年，屋大維在亞克興海戰中完敗安東尼，成為了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一個掌控羅馬政壇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會上一個十九歲少年的當?致命傷正是羅馬元老院的典型思路。不求解決問題，只會玩弄權力。安東尼太強大，就支持一個弱小的屋大維來制衡，然后再對屋大維實行控制[21]。平衡控制，再平衡再控制，永遠保持自己的主導權。他們忽視了，此時的羅馬人民和戰士，已經厭煩了雄辯家的政治權術，而將獲取公正的希望寄托在軍頭身上。

　　西塞羅無法解決羅馬人民的根本關切。如羅馬的貧富分化問題;如士兵們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問題;如腐敗的外省總督與包稅商勾結發財而得不到監督的問題;如羅馬城內數百年沒有警察管理市政的問題。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未想過解決的辦法。西塞羅的現存著作中，全是關于共和國原則、法律、正義的鴻篇大論，卻沒有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一項內容。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屋大維。他設立軍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多頭依附中解脫出來;他在羅馬首次創立了警察制度和市政官;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負責的行省一級財務官。

　　凱撒也曾有過整理國土的宏圖。他想排干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數以萬計的羅馬貧農提供耕種的土地;他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洲商業與意大利經濟進一步整合起來。這對于羅馬控制東方行省十分重要。如果真能完成，會延緩日后的東西羅馬分裂。但西塞羅當時滔滔不絕地批判說，這些工程與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些工程是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志[22]。這也是后來西方學者批評古代中國的路數。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專制主義的溫床。但正是京杭大運河，打通了南北中國，避免長江以南成為獨立區域;正是建于400毫米等降水線上的長城，保護了北方的灌溉農業而養活了更多貧窮人口。

　　西塞羅半身像，西塞羅依靠雄辯術成為大律師，最終以法律領袖的身份贏得競選，成為第一個非貴族出身的執政官，一度被尊稱為“羅馬國父”

　　不僅雄辯家們濫用“自由”，軍頭們也濫用“自由”。在軍頭們眼中，“自由”的含義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約。羅馬史書上經常看見，當某個派系控制了元老院，反對派就宣稱該派系正在“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馬略派是暴政，自己要保衛自由，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軍隊，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迫害了羅馬人民的自由，于是帶著高盧軍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團是屬于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卻宣稱是要把羅馬從安東尼手中解放出來，成功后，在鑄幣銘文中將自己刻成“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屋大維半身像，現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覽館，作為愷撒的財產繼承人，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制度建設，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史家塞姆說，在羅馬史上，“再造共和”或“重塑自由”等口號可以賦予任何暴力陰謀以合法性和神圣性[23]。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選擇最有利的理由進行斗爭。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斗爭的借口。

　　羅馬擁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財富，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決貧富差距以防止國家分裂呢?史書歸罪于羅馬貴族生活奢侈天天辦宴會。這不全面。破產農民雖在羅馬城里四處游蕩，但他們畢竟有一張選票。羅馬執政官一年選一次，貴族爭相贊助大型節慶、角斗與宴會，就是為了爭取這張票。辦慶典總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貴族雖然富有，但年復一年的競選花銷仍然不夠用。很多貴族因搞政治而破產，凱撒就曾欠下一身債。因此，各行省的包稅商、工程商、貿易商、高利貸商就開始紛紛出面。他們雖然不能直接登上前臺，卻能投資登上前臺的代言人。

　　西塞羅就向來主張“貴族與財閥共天下”(等級和諧)。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為財閥們的法庭辯護詞。而財閥們往往兩邊下注，不光投資元老，也投資軍頭。軍頭間的密約，沒有一次不是在財閥的牽線搭橋中完成的。前三頭和后三頭的贊助人中，充斥了各種包稅商和金融家。當軍頭們控制政局后，就把他們拉入了元老院成為“新貴”。羅馬元老院的上限本來只有600人。凱撒上位后，將元老增加到了900名;后三頭上位，增加到了1000多人[24]。

　　財閥們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了羅馬軍團，如烈火澆油，將黨爭演化成內戰。軍頭們開始從行省直接截留稅收以支付軍費。龐培派、共和派搜刮了亞細亞;凱撒派搜刮了高盧和西班牙;后三頭為了支付43個軍團的軍餉，把意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連廁所都上了稅。

　　五十年中四次大內戰，將整個地中海世界卷入無政府狀態[25]。內戰消耗的財富，遠遠大于彌合貧富差距所需要的數額。混亂絕望中，羅馬人民最終選擇了屋大維[26]。500年前，羅馬正是因為痛恨王政才創建了共和國。500年后，羅馬公民們卻一步步投票給獨裁。公元前49年，人民投票給愷撒當“獨裁官”[27];公元前43年，人民投票通過了后三頭[28];公元前27年，人民投票屋大維將共和變成帝制[29]。

　　繪畫，描繪公元前43年，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結成的“后三頭”同盟在羅馬城對共和派進行大屠殺的情形，以西塞羅為首的元老貴族幾乎被斬盡殺絕，西塞羅的頭顱被安東尼的大兵們砍下，懸掛在他經常發表宏論的講壇之上

　　這并非他們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給他們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論不能解決人民的根本關切。共和政治想要達成共識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羅馬早期“中等沖突”時管用。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沖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決政治，而是政治家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衛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漢王朝

　　（一）大一統：一體多元

　　中國西漢王朝與羅馬共和國同時。

　　《漢殿論功圖》，明，劉俊，絹本設色，縱165厘米，橫106.5厘米，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繪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對追隨多年的臣子論功行賞的情形。劉邦與項羽不同，后者滅了秦后希望恢復分封制，劉邦卻拒絕退回分封，反而沿襲了秦制大一統

　　西漢初期繼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繼承了直達縣鄉的基層官吏制度，但給宗族鄉紳留下自治空間;繼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條文，但去掉了肉刑;繼承了中央集權的框架，卻推行“無為而治”而讓民間休養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漢朝從天子湊不齊四匹同色馬[30]，到糧食多得吃不完——“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為什么會突然變富?儒家經師們都解釋為“以儉治天下”，似乎皇帝省著花錢就能讓民間富有。還是司馬遷有眼光，他說“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據的廣袤土地上，用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貨幣、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度量衡創造出一個巨大市場，用商業將幾大經濟區域地聯系起來。分工產生的交易價值讓社會財富整體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飛速提升。造就這個統一基礎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來搞政治，漢朝拿它來搞經濟。

　　“文景之治”以黃老之道統攝“法家之術”[31]。道家思想最善于將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脈絡。儒法之間，儒墨之間，得時而起，過時則退，不留名相。這種拋卻“名實之爭”的氣度，成為中華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過，道家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產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賈周流天下，小農卻大量破產[32];民間有周急振窮的俠義之士，也多了武斷鄉曲的“兼并豪黨之徒”[33];諸侯王們孕育了《淮南子》這樣的人文經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據的“吳楚七王之亂”[34]。

　　漢朝體制最終定型于漢武帝劉徹。他為中國干了兩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層“郡縣化”，并在此基礎上奠定了“大一統”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國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論語》，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史書修訂而成，譏刺諸侯，彰顯王道。在多個傳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傳》是最有影響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學的核心是大一統。從哲學上說，是天人感應;從政治上說，是中央集權;從制度上說，是文官治國;從倫理上來說，是三綱五常。這套制度解決了“起于布衣”的漢王朝為什么能“君權天授”的合法性問題。最難得之處，在于既塑造了權力，又約束了權力。中國的“奉天承運”和西方的“君權神授”不同。羅馬的“皇帝神格化”是為了論證其統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無關。在古代中國，天意要通過民心來體現。天子對人民好，“天”才認其為“子”，對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35]。為了確保皇權對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還加上了“災異”說。但凡有天災，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沒有做錯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構成了一個三方制衡體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強調“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責任”。有多大權就要盡多大責，不盡責就會失去權力合法性。父母不盡責，子女絕親不為不孝;君主不盡責，民眾改朝換代不為不忠[36]。“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37]。

　　“漢并天下”瓦當，西漢，直徑17厘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大一統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會道德與個人道德。例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38]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責于外”[39]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誼，耆老長幼之施”[40]的親親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體系都不能過度。災異學說一過度就成了東漢讖諱迷信;三綱五常一過度就成了束縛社會活力的教條;親親尊尊一過度就沒有了法律意識。但在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秦漢時代，建設一個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過程，只能是邊建設，邊批判，邊創造，邊完善。

　　劉徹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舉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爾可以“貲選”。這與羅馬開端相似，都是“貴+富”政治。但從他開始，官府從民間尋找既懂得“當世之務”、又能夠盡孝守廉的寒門之儒[41]。推薦的責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薦，就要治“大不敬之罪”。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詔書傳到邊疆要四十天，再組織基層的寒士依靠驛站系統前往京城開始“問策”，則要七個月之久。但這個折騰很值。劉徹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讀透一本《春秋》而成為公卿。日后，凡想做官的權貴之后，都得爭先恐后學好儒家倫理。

　　文官政治的察舉制由此開啟。劉徹明白，治理如此廣闊的天下，不能僅靠門閥富豪，而要把權力分配給基層中那些最識大體、最有道德、最有知識、最有責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擴大執政基礎。秦朝基層都是法吏，會用嚴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劉徹讓儒生與基層法吏并行，實現了“治理與教化”合二為一。從此，地方的郡守、縣令，不僅要負責治理，還要負責建學校化風氣。察舉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師生門戶之攀援，比如儒生與舉薦人之勾結，到東漢還發展出了“四世三公”經學門閥。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幾百年后的隋唐科舉制誕生。但漢的察舉制畢竟先邁出了一大步。

　　劉徹還創造了“刺史制度”以約束文官。即設立一批縣處級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縣“六條問事”[42]。一是針對地方豪強的土地兼并;二是針對地方文官的職業操守。這是歷代中央監察制度的開端。

　　蒲輪征賢，18世紀《帝鑒圖說》彩繪插畫，描繪西漢武帝劉徹征聘名儒申培公的情形，聽說申公年老，劉徹恐其途中受勞，命人駕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不致過于顛簸，坐得自在

　　說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誤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時，還用了法家張湯、商人桑弘羊、牧業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43]。這些人，雖讀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國家設立的太學有儒家經學的學官，民間則是法、墨、刑名、陰陽四處開花。西漢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來作底?因為沒有一體，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終還會分裂。而只有“大一統”才能將多元的思想匯聚在一個共同體內。

　　文化上便是如此。齊國早不存在，但齊國的“月令”成為漢的“政治時間”，中國兩大神話系統之一“蓬萊”，正是出自齊地;楚國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頌過的楚神“太一”成為漢的至高神，伏羲、女媧、神農、顓頊、祝融，成為漢人共同的祖先神;漢皇室是楚人血脈，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都是楚歌，可定音協律的卻是趙人，漢樂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趙國中山。考古學家們在北方長城，發現了楚風的銅器與漆器;在長江以南，發現了匈奴草原風格的動物牌飾[44];在從河北到廣西的漢代銅鏡上，發現蜀地首創的款式和銘文[45]。大一統并沒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過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只要永遠保持開放，統一之上也能多元。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是因為漢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

　　《“太一將行”圖》帛畫殘片，西漢，長43.5厘米，寬45厘米，1973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上部正中繪一個頭戴鹿角的神祇，據其左側題記推斷可能為“太一”神，“太一”為屈原歌頌過的楚神，至漢代成為至高神

　　一體多元，是漢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責難中華文化產生不出與“公權力”保持“絕對獨立”的西式知識分子。唯一有點接近的人物是司馬遷。他雖拜董仲舒為師學儒，但更加推崇黃老道家，更加喜歡自由放任的商業社會，更加贊許文景的“無為而治”。他《史記》里的刺客、游俠、商人享受著和王侯將相同等“列傳”待遇。他敢于批評漢武帝[46]，還敢于站出來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罰宮刑。

　　但司馬遷終究跟遺世獨立的希臘學者們不同。宮刑之后，出于君道，漢武仍任命他為中書令，相當于貼身秘書;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筆直書繼續發表意見。他雖不喜歡漢武帝的政治風格，但對其強化郡縣制之“推恩令”大加贊許，認為是解決動亂根源的偉大舉措[47];他一生清貧，但從不仇富，認為大部分商人的財富是靠把握經濟規律苦干而來“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48];他被酷吏折磨，也沒有記恨法家，還認為法家政策如實行得好，也有“維萬世之安”之效果[49]。

　　司馬遷從沒有因個人痛苦而發展出對體制的系統性批判。因為“個人”不是司馬遷的精神追求，他關注的是整體，是“天下”。他批評公權力，不是因為刻意追求獨立，而是認為對天下有害;他贊許公權力，也不是因為屈服淫威，而是認為對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個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盡到家國天下之責任;責任之上，如何不失心靈之自由。不光破，還要立;不光提出差異，還應追求共同。個體自由和集體責任的對立統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區別于西方的鮮明特點。

　　《史記》中不光批評了漢武，還寫了劉邦之猜忌、呂后之亂政、各個功臣名將之微處，將漢的開國說得毫無神圣可言。《史記》一共只抄了兩部，銷毀輕而易舉。然而，從昭宣兩朝開始，這部“謗書”竟成為官方正式收藏的國典。《太史公書》亦作為西漢的國史代代相傳。沒有主動包容的意識，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漢將史官制原則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評價皇帝的權力。歷史相當于中國人的“宗教”，歷史評價相當于宗教審判。這個原則被歷代王朝所繼承。哪怕是元朝與清朝，皇帝可以殺個別史官，但從來不敢撤銷史官制度。撤銷了，就不是華夏正統。

　　華夏正統就是中華道統。大規模政治體的長治久安不會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統的內心認同。中華道統的核心是中容和。體現著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值。圣賢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將有將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書畫醫酒茶劍等人倫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義，對一切事物都要評點一番。拿兩漢臣道為例，霍光、王莽、諸葛亮都是勢可傾國的權臣，在士民心中評點完全不同。王莽雖號稱儒家，但其篡漢是為私而不為公;霍光出于公心兩易皇帝，但為人太霸道;諸葛亮雖然國弱，但不尋求割據，寧可失敗也要“王業不偏安”。是為公還是為私、是維護大一統還是搞分裂，士民心里如同明鏡。史書這么寫，戲詞也這么編。大道高懸，各種人都逃不過“道”的評判。軍閥也要有“道”。如曹操雖對漢朝不忠，但也要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為理想，也要以“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而自辯。至于像董卓這類無道無術的土匪軍閥，就如亂雨浮云而不值一評了。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負擔

　　2017年盛夏，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杭愛山一處紅色石壁上，發現了一幅摩崖石刻，蒼古斑駁、模糊不清。經學者仔細辨認后，確定這就是東漢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銘”。“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無數書傳中都說到“燕然勒碑”，卻從沒人找到準確的地方。作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們終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隊員在《燕然山銘》摩崖石刻旁工作。東漢永元元年(89)，竇憲在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銘》刻石記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100年后，匈人、東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

　　這塊碑文，對羅馬也很重要。正是因為這一仗結束了漢與匈奴兩百年拉鋸戰，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兩個多世紀后，匈人、東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中國史家喜歡說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認可。雖然從人種上來說，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發中亞草原民族大規模西遷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匈奴為什么要西遷? 2013年，美國古氣候專家Edward R. Cook采集了中國青海的植物年輪數據，結合太平洋地區氣候變化歷史，提出匈奴的西遷與氣候變化有直接關系[50]。原來，在公元二三世紀，蒙古高原和中亞草原經歷了長達100多年的嚴重旱災，游牧族群無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國，要么西遷歐洲。匈奴首選是南下，但與兩漢打了兩三百年后仍無法得手，只能西遷。西遷的匈奴與中亞草原上同樣為旱災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沖向另一個繁榮的農業文明中心——羅馬。正好趕上西羅馬的“三世紀危機”。搖搖欲墜的奴隸制大莊園生產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腳”，西羅馬就此崩潰，再沒有統一過。

　　如果兩漢沒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東亞史與世界史都將重寫。氣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農耕文明的巨大考驗。秦漢羅馬相隔萬里，都面臨著不可抗力的同樣考驗。兩漢經住了考驗。

　　漢匈之爭了結于東漢，肇始于西漢。西漢早期就已出現了氣候變化的前兆。匈奴領地連年出現雨雪大災，牲畜大批死亡。文景時每和親貿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穩十年八年。但從景帝末年、武帝初期開始，送財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剛送完，明年還來搶，矛盾迅速激化。西漢武帝時也出現了大規模水災、旱災與饑荒，都靠舉國體制硬挺過來了。是以內生力量消化天災，還是以侵掠游走轉移天災，體現著文明的可持續性。

　　漢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續進犯，開始了十二年的漢匈戰爭。最終衛青取得河套地區，設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這兩個基地，日后東漢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這個勝利十分昂貴，文景兩朝的存糧被一掃而空。誰能捐錢捐糧，誰就能做官。“入羊為郎”的笑話就是這十二年里發生的。

　　“馬踏匈奴”石刻，西漢，花崗巖，高168厘米，長190厘米，立于霍去病墓前，現藏陜西茂陵博物館。石馬前蹄將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面朝天，手中緊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掙扎

　　最大的尷尬發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戰。匈奴渾邪王率四萬部眾投降，漢武帝決定在邊郡劃出五個屬國好好安頓。他詔令長安地區的商賈捐獻兩萬乘車馬給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費”。但沒有商人肯捐。劉徹怒極，要砍長安縣令和五百商人的腦袋[51]。

　　大臣抗諫說，匈奴為非作歹，我們花費了無數資財才戰勝。現在既然得了俘虜，就應當賜給死難戰士之家做奴仆以補償。現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錢財去供養，讓漢地的良民去照顧，就像奉養驕橫的兒子一樣，這是傷害中國之根本[52]!

　　漢武帝默然半晌，沒有聽從，依然出錢安頓好了這批匈奴部眾。只不過錢不是由國家財政(大司農)出，而是由皇室內庫(少府)出。這是了解中華文明又一角度。有人說，漢朝開邊與其他帝國殖民沒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戰敗者為奴隸、還自掏腰包去供養戰敗者的“殖民者”?與漢匈戰爭前后腳發生的，是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羅馬將迦太基全城夷為平地，將投降的5萬老幼婦孺全部賣為奴隸。

　　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都能掙錢，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上批評其“虛耗海內”。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匈奴部眾只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負擔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災，小農出現了大規模破產——“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小農不能抗災又不能免債，只好賣掉田宅。賣給誰?自然是賣給巨商大賈。漢朝出現的大商人主導的土地兼并，與羅馬“大土地農業”一樣;投機商和大地主們從來“不急國家之事”，也與羅馬一樣。商人們的財力早已壓倒了各級政府(“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53]，但當朝廷要平七國之亂而向富戶借錢時，富戶們覺得朝廷未必打得贏而不肯借(“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54]。

　　從文景開始，朝野就在爭論農商矛盾的解決辦法。一種是賈誼的“重本抑末”。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書》里對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稅、禁止貿易、把旗下伙計都發配去修路等等，可商業是西漢繁榮的基礎，豈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種辦法是晁錯的減免農業稅。這是典型的儒家。萬般困難一招鮮——減稅，可減免了稅，中央財政又拿什么去抗災打仗?文帝景帝都難以定奪，就這樣繼續熬下去。

　　最終解決的還是漢武帝。有人為他發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農稅賦，還能增長國家財力的方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個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個商人。

　　（二）儒商的家國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陽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計”(心算)進入宮廷做“郎官”。這一年他才十三歲。和長安不同，洛陽是商業都市，居民都“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漢朝也不讓商人做官，做“郎”的資格只有郡守和將軍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進宮很不容易。

　　桑弘羊進宮是為了給16歲少年天子劉徹當伴讀。劉徹讀什么書，他就跟著讀什么。劉徹微服野游，他就去侍衛。劉徹的侍衛大多成了名臣名將，他卻二十年沒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馬匹給匈奴這件事發生。

　　憋了一肚子氣的劉徹，在桑弘羊的策劃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讓儒生們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的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伴讀郎官桑弘羊則以“計算用侍中”，在內廷里予以配合。

　　鹽鐵官營，是指將此前由民間經營的制鹽鑄鐵行業，轉隸官方實行更大規模經營。鹽和鐵是古代社會最大消費品，官方經營就是壟斷了最大財源。很多人批評這是國家與商民爭利，但幫國家搞壟斷鹽鐵的，竟是鹽鐵商家本人。這就奇了。羅馬商人用財力挾迫國家讓自己發財，漢朝商人卻幫國家搞宏觀調控。

　　桑弘羊還發明了“均輸法”和“平準法”。

　　東漢制鹽畫像磚拓片，形象再現東漢時蜀地井鹽生產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漢武帝劉徹任用著名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壟斷最大財源，東漢時取消鹽鐵專賣，實行征稅制

　　均輸法，就是各地的“土貢”以當地最豐饒之物品上交，再由官營網絡運往稀缺地區出售。對民間而言，可以避免中間商的盤剝;對國家而言，亦在不增加農稅的情況下獲得了巨大財力。平準法，就是以官營網絡解決價格波動。某種商品價格過分上漲或下跌，國家就向市場拋售或買進該商品，以平抑物價。而羅馬帝國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對物價波動時下過一道限價敕令(公元301年)，從商品到工資都規定了最高價格，結果失敗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試了一次，同樣失敗了。

　　桑弘羊還統一了幣制，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銅錢都是用統一鑄造的“五銖錢”。而羅馬只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銅錢仍歸各城市獨自鑄造。

　　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制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業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士俸祿也賑濟了北方饑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俸，饑民以賑”[55]。初創的宏觀調控亦有缺陷。鹽鐵官營中，公營器物的規格經常不合私用;均輸平準中，官吏經常亂征收物產[56];告緡制度中，為了征收高利貸和投機商的財產稅，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運動。桑弘羊在晚年承認政策初衷與官僚執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雖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還干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中丞)，就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57]。羅馬也有公地制度，即從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與羅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調節被殺(公元前133年、121年)時間相距不遠，一個成，一個敗。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漢朝設立河西四郡，本來只是軍事點，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征發了六十萬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以億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沒有這個基礎，東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桑弘羊對西域比朝廷還要狂熱。在劉徹晚年，桑弘羊還力主“屯田輪臺”徹底鞏固西域。最后還是劉徹先放棄了，發布《輪臺詔》，下令“棄武歸文”。

　　一個巨商之子為何如此執著地為貧民分土地，為朝廷開西域?因為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老年之后，在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和儒家經典。自劉徹開始從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后，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被樵夫舟子恥笑。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生不出這批發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和他共同搞鹽鐵官營的商人東郭咸陽與孔僅，也同樣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氣。他不認為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5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山東的水患，投入到了“經營天下”。他服膺儒家精神，卻看不起儒生空談(“不知治世而善訾議”[59])。他的觀點沒錯。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系，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永恒的話題。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這是中國商人心中永遠的掙扎，帶來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時，羅馬的頭號巨商是與凱撒、龐培齊名的“前三頭”之一克拉蘇。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鎮壓了斯巴達克斯大起義。

　　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普魯塔克記錄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羅馬沒有消防隊，自己成立了一個500人的私人奴隸消防隊。誰家的房子著火了，他就帶人堵在門口要求廉價收購房產。如果房主答應，他就滅火。如果不答應，就任由其燒光。等房主不得已將房子低價賣給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價租給原來的苦主居住。就這樣，他空手套白狼，買下了大半個羅馬城。他還經營著羅馬最大的奴隸販賣生意，從意大利的種植園，到西班牙的銀礦，到處都是他賣出去的奴隸。他死后的遺產，相當于羅馬國庫的全年收入。

　　他從政后的慷慨，與經商時的盤剝同樣驚人。他拿出財產的十分之一辦慶典，給每個羅馬公民發三個月生活費。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輕松競選成功，與龐培一起任命為聯合執政官。偉大的凱撒拼命苦戰了十年，才勉強與他倆并稱“前三頭”。

　　《克拉蘇之死》，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與愷撒、龐培并稱“前三頭”，他死于率領羅馬軍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先行搜刮那里的財富

　　克拉蘇的名言是，不夠武裝一個軍團，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領羅馬軍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滿羅馬風范。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羅馬的潛規則是，誰打下新行省，誰就有權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財富。他沒有成功，帕提亞騎兵砍下了他的頭顱，往里面灌滿了黃金。

　　克拉蘇這類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其發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說當政治領袖。而在羅馬，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武裝起一支軍隊，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搞定更多選票，都可以。

　　羅馬創造的地中海世界里，產生了大量克拉蘇式的金融家、包稅人、奴隸販子，他們投資羅馬的政治，但在羅馬崩潰后，他們都沒受影響。他們和蠻族和教會充分妥協，轉化成新的封建領主。

　　近代以來，總有人認為明末才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精神似乎是儒家農業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實則不是。中國的商業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內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鹽鐵會議上提出的，商業亦可立國(“富國何必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他認為，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貨，讓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還說，國家沒能讓人民富裕，不是因為道德問題，而是因為工商業不發達。“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這些來源于戰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財富，用貨幣塑造價格，用利益機制來引導社會行為，反對以行政手段強制管束。這些思想是非常現代的。我們經常低估了先賢的價值。中國最終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沒有工商文明的種子。

　　中國工商業一開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倫理，后來又被套上了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生西方式企業家。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自利和利他的關系?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國家和個人的邊界?自由經濟能否脫離國家主權?這些問題，中國2000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第五章  羅馬帝國

　　（一）上層與基層

　　西漢王朝滅亡時(公元8年)，羅馬帝國剛剛開始。創建羅馬帝國的屋大維，和劉徹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都是天才少年。劉徹17歲即位，23歲同時開始立儒學打匈奴，49歲前兩件事都完成。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制度建設[60]。

　　他們都是復雜的人。劉徹的歷史評價在窮兵黷武和雄才大略之間擺動了2000年。說他是儒家，他行事卻像法家;說他是法家，他又沒有退回秦制;說他愛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國。屋大維也充滿矛盾。他與巨頭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與元老殘黨合作，消滅了巨頭。他保留共和國的形式，卻變更其內在邏輯，雖稱元首，實為皇帝。他身兼多個文職，從執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長，但18萬羅馬軍隊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沒有建立明確的繼承制度，但王朝最終還是在家族內傳承。

　　《維吉爾對奧古斯都和屋大維婭朗誦〈埃涅阿斯紀〉》，1787，讓·約瑟夫·泰拉森，布面油畫，縱147.2厘米，橫166.9厘米，現藏倫敦國家美術館。《埃涅阿斯紀》是維吉爾在奧古斯都指示下撰寫的羅馬史詩，構建了“羅馬民族”的認同

　　屋大維和劉徹之復雜，在于羅馬與秦漢都是超大規模政治體。在草創之初，要整合這樣廣闊復雜的疆域，任何單一的理論、制度、安排都不足為憑。

　　屋大維和劉徹的治國思路，也是英雄所見略同。

　　屋大維很重視制度建設。除官僚、軍隊、稅吏制度外，也很重視國家意識形態，希望以羅馬早期的傳統道德來凝聚人心，即對家庭、對國家、對本土神靈的忠誠與責任。就像劉徹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維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維吉爾仿照希臘的荷馬史詩，創作了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構建了“羅馬民族”的認同;李維寫了《羅馬自建城以來史》，總結羅馬建城700年來的興衰成敗，批判分裂的派系主義;賀拉斯的《諷喻詩》，批判當下的腐敗風氣，號召社會回歸對家國的責任感。

　　而兩人的路徑與結果大不一樣。

　　屋大維建立了文官系統。為了克服財閥對政治的破壞性，他大膽吸納財閥進入文官體系。騎士階層可以從實習軍官做起，進入稅吏系統，最終出任行省的財務官，頂尖的可以進元老院。真正實現了西塞羅的“貴族與財閥共天下”。與之相比，漢朝的文官路線則是求取基層寒士。錢穆說，漢代是第一個“平民精神”王朝[61]。

　　羅馬帝國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沒有建立一桿子插到底的基層政權。行省之下無官僚，下面是一堆擁有自治權的王國、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運行。羅馬派遣一個總督和若干財務官，掌管稅收、軍事與司法，對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務和文化教育則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財務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層，更懶得設垂直管理的基層稅吏，征稅就攤派給地方領袖。地方領袖對當地事務很有發言權，總督經常按照地方實力派的愿望作決斷。如羅馬總督彼拉多并不想處死耶穌，然而在猶太領袖們的強烈堅持下，還是不情愿地將耶穌釘上了十字架。總督不管事，也不承擔公共經費。地方的城市建設和文化活動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錢。在中央政權衰落之后，這些地方實力派就此轉化為蠻族王國之下的封建地主，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獨立的，誰收稅都一樣。英國學者芬納將羅馬帝國稱為“由眾多自治市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控股公司”[62]。

　　歸根結底，羅馬的治國思路是只管上層，不管基層。羅馬帝國，只是環地中海的上層精英大聯合，基層群眾從來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談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學者所言，羅馬帝國文明有著無比豐富和復雜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卻是粗陋和簡樸的“奴隸制大莊園”[63]。文化基礎也如此。羅馬的行省中，只有貴族、官僚能說拉丁語，基層群眾基本上不會拉丁文，因為羅馬從未想教他們。高盧和西班牙并入羅馬300年后，農民們還在說自己的凱爾特語。也因此，屋大維苦心建構的“羅馬民族認同”，隨著拉丁語僅停留在貴族圈里，從未抵達基層人民心里。一旦上層崩盤，基層人民就各自發展，把羅馬拋到九霄云外。而秦漢則是打通了上層與基層，創立了縣鄉兩級的基層文官體系。由官府從基層征召人才，經過嚴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稅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在居延漢簡中，連一個在西域屯田的小吏，都被嚴格要求“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64]。文吏還要專門讀史書，寫文件，練禮儀[65]。兩漢的基層官吏不光管理社會，還要負責公共文化生活[66]。郡守設學，縣官設校，配備經師，教授典籍，慢慢將不同地區的基層人民整合起來，聚合成一個大文化共同體。即便中央政權崩塌，基層的人民還是要書寫同樣的語言，遵循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文化。唯有這樣的人民基礎，大一統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權與軍權

　　羅馬與秦漢第二個不同在于軍隊與政權的關系。

　　屋大維起于軍隊，他解決政權與軍隊的關系，仍然是軍閥式的。他先將最富有的埃及財政收歸為“元首私庫”(fiscus)，再用私庫之錢給軍團發酬勞。士兵雖不再是各將領的私軍，但依然是皇帝的私軍。這導致了一個雙向規則：一方面，軍隊屬于能發出最多軍餉的那個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發不出軍餉，就得換一個能發餉的人當皇帝。果然，這種規則下的和平，在屋大維之后只維持了50年。公元68-69年的內戰中，地方軍閥都從行省趕到首都參與帝位紛爭，各軍團將領多次舉兵奪取中央政權。專家統計，“從屋大維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發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衛軍和軍隊之手，占總數70%;只有12位皇帝屬于自然死亡，不足20%。”

　　《第一門的奧古斯都像》，公元1世紀，高2.08米，現藏梵蒂岡博物館。雕塑表現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神情冷峻，全身披掛，以演說家的姿態舉起右手，似在向部隊講話的情形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為主的中央禁衛軍操控皇帝。近水樓臺先得月。合法繼承人要賄賂禁衛軍才能登基。一旦禁衛軍不滿意其報酬便殺了再換新人。最后發展到在軍營前“拍賣”皇位，財閥和元老競相出價。有勝選者當了60天皇帝而被殺[67](公元193年，朱莉亞努斯)。

　　壓制中央禁衛軍的，是邊疆軍閥。發家于邊疆行省總督的塞魯維王朝，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帶領外省軍隊占領了羅馬。他們屠殺羅馬的貴族和財閥，把沒收的資產拿來發軍餉。軍隊的賞銀雖增加了一倍，但欲壑難填，塞魯維王朝也滅亡于自己軍隊的暗殺(公元235)。之后的羅馬，50年內出現了23個皇帝，統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兵變。

　　羅馬帝國晚期經濟崩潰，出不起豐厚的賞金，羅馬人都不想當兵，只能雇日耳曼蠻族看家護院。此后，帝國的命運就掌握在蠻族雇傭軍首領手里。最后攻陷羅馬的阿拉里克、奧多亞克、狄奧多里克，都是蠻族雇傭軍首領。羅馬興也軍隊，亡也軍隊。塔西佗說，“羅馬帝國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運實際上把握在軍隊手中。”

　　羅馬為什么無法控制軍人干政?第一個重要原因是，羅馬沒有基層政權，因而軍隊代行著許多政權職能。行省總督們要仰仗軍隊的威勢來維持治安與收稅，收上來的稅又變成了軍餉。行省軍隊和稅賦激增成為惡性循環。如此，本應代表中央的總督，變成了代表地方的軍閥。秦漢的軍隊不能收稅，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軍隊都是小農，戰時征召為兵，戰后復耕為農。邊疆部隊也是屯田為生，兵農一體，沒有變成羅馬軍隊那樣固化的利益群體。

　　塞維魯凱旋門(局部)，位于古羅馬廣場西北端，公元203年為紀念塞維魯皇帝和他的兒子卡拉卡拉及蓋塔在羅馬—帕提亞戰爭中的勝利而建造，發家于邊疆行省總督的塞維魯王朝最終滅亡于自己軍隊的暗殺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羅馬軍人的“國家意識”有問題。孟德斯鳩說，因為軍團距離羅馬太遙遠，便忘記了羅馬。“當軍團越過了阿爾卑斯山和大海的時候,戰士們不得不留駐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漸地喪失了公民們應有的精種,而在手中掌握著軍隊和王國的將領們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聽命于別人了。于是士兵們這時就開始只承認自己的將領了,他們把自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將領的身上，而且和羅馬的關系也越發疏遠了”[68]。

　　并非如此。漢朝與西域近萬里之遙，中間隔著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但漢將班超赤手空拳僅靠千把散兵，憑著縱橫捭闔的外交軍事智慧，在西域諸國數十萬軍隊圍裹中，為東漢重建了西域都護府，打通了絲綢之路。西域各國與相鄰的月氏貴霜等國都只敬服他一人。他完全可以割據自重。但他為漢朝苦心經管西域30年后，只提出一個要求，就是歸葬故土，不帶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他的成就，是在政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完成的。他的胞兄班固是與司馬遷齊名的史學大家，追隨外戚竇憲驅逐北匈奴，起草了《燕然山銘》，之后卷入竇憲宮廷案，以61歲高齡身死囹圄。此時的班超孤懸西域，前有未克之敵，后有不可測之政治風險。他不僅沒為兄長之事抱怨，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艱難一仗，徹底拿下了北道諸國，西域50國全部歸附漢朝。戰后，班超病入膏肓，屢屢上書乞求回歸漢土而不見應答。他妹妹班昭上書求情，這才在死前一個月萬里回朝，總算“生入玉門關”。兩漢像班超這樣的將軍還有很多，如衛青、霍去病、馬援、竇融等等。

　　有意思的是，班超放權乞歸的這一年(公元69年)，正是羅馬邊疆軍閥首次干預中央政權的那一年(公元68-70年)。有人說，羅馬軍人能夠干政，是因為羅馬皇權是“相對專制”，而漢朝皇權是“絕對專制”。似乎軍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強力管制。更非如此。東漢黃巾之亂，名將皇甫嵩出師剿滅，威震天下。當時弱主奸臣當道，有人勸皇甫嵩擁兵自重，否則功高震主后更會性命不保。皇甫嵩卻說，“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長安，放下兵權。

　　《封“狼居胥”》，田崴，油畫，縱225厘米，橫450厘米。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率部進軍漠北兩千多里尋殲匈奴主力，一路奏凱，到達“狼居胥”山舉行了祭天儀式，后兵鋒逼至翰海。經此一役，“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

　　在皇權沒有強制之力時，軍人為什么還要遵守規則?這并非畏懼皇權專制，而是主動服從國家秩序。中國雖然也出現過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但從來沒成為主流。中華文明大一統精神產生了“儒將”傳統。在法家體制與儒家意識雙向發力下，中國古代最終實現了由文官控制軍隊，保證了長久穩定。雖時有反復，但總算漸成體制。海外漢學家們公認，“文官控制軍隊”是中華文明又一重要特征。西塞羅的“讓刀劍聽命于長袍”的夢想，反倒在中國實現了。

　　第六章  基督國教

　　（一）“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

　　西羅馬帝國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東巴勒斯坦，是“漁夫和農人”的樸素宗教。這些底層貧民是羅馬各行省從不在意的人群，也是拉丁語從未到達的人群。許多基督徒也不在意羅馬，他們屬于“上帝之國”的兄弟，而不屬于“塵世之國”的公民。他們拒絕服兵役，拒絕任公職，拒絕向羅馬多神獻祭，拒絕向皇帝的雕像焚香跪拜。

　　羅馬本土的多神教，沒有嚴肅的道德規范[69]，無法約制羅馬社會墮落。羅馬墮落源于富有。毫無節制的個人享樂成為了社會風尚，婚姻家庭責任全面瓦解，國家居然要靠立法來對獨身施以重罰，要靠公務員升職來對婚內生子予以獎勵。多神教已從宗教變成了娛樂[70]，富貴人家花錢祭神，民眾參會取樂，有事求神，無事享受。

　　羅馬越墮落，基督教越高尚。羅馬國家對底層貧民、孤兒寡母、殘疾病人不聞不問，只有基督徒們竭盡全力去養老存孤，去訪貧問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點理想追求的精英都開始信基督。如30歲就出任意大利總督的貴族安布羅斯，信教后放棄官職，散盡家財分給窮人和教會。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兒法蘭西斯變賣家產，穿粗布長袍、赤足托缽募捐，“方濟各會”由此而來。

　　多神教以宗教寬松為傲，萬神殿里供奉著一萬個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多元缺一體。基督教卻紀律嚴明，在邊遠城市和蠻族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在軍隊與宮廷中也發展了大批信徒，在羅馬的軀體內形成一個日益壯大的“隱形國家”。

　　萬神殿，位于意大利羅馬。始建于公元前27年，為古羅馬時期宗教建筑。羅馬以宗教寬松為傲，萬神殿里供奉著一萬個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多元缺一體

　　對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精神力，羅馬起初感到恐懼，進行了300年屠殺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轉而懷柔，承認基督教合法，甚至賦予主教司法權，希望將“凱撒”和“上帝”統一起來。公元392年，狄奧多西皇帝正式確立基督教為國教，摧毀多神教的神廟。

　　羅馬為什么要以基督教為“國教”?有史家說，是為了爭取下層民眾和平民士兵的支持。還有史家說，是因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每個軍人造反都宣稱自己是某個神的后裔，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絕對皇權。不管是哪一種，羅馬皇帝們的愿望都落空了。

　　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40年后(公元354年)，羅馬的北非行省努米底亞一個羅馬官吏家庭，誕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按照羅馬精英模式，系統學習了拉丁語、希臘語、雄辯術、哲學，尤其癡迷于維吉爾的史詩和西塞羅的政論[71]。當他第一次閱讀《圣經》時，因其語言簡陋而斥“這部書和西塞羅的典雅文筆相較，真是瞠乎其后”[72]。他深研新柏拉圖主義，也短暫信奉過摩尼教。無論哪種，都帶著羅馬式的慧辯。他的私生活也有羅馬時尚——14歲就和一名底層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

　　30歲那年，他去了米蘭在羅馬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的宮廷內當公共演講家，頌揚皇帝，宣講政策。羅馬老政治家西馬庫斯認為他是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火焰傳承人”。然而，優渥的生活，自由的思想，寬松的環境，極低的私德門檻，都無法填補他心靈深處的缺憾。當他再次閱讀“言語粗陋”的《圣經》時，卻經歷了一個無法言說的“神啟時刻”。從此，他就變成了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他用已學成的希臘羅馬知識，將基督教原始教義發展成龐大的神學體系。他的原罪、神恩、預定論、自由意志等思想，成為基督教教父哲學的集大成者。其后中世紀幾乎所有的西方神學，都是給奧古斯丁做注腳。

　　被視為古典文明火種的精英，轉頭就開始清算希臘羅馬。曾經的他為西塞羅的政論五體投地，皈依后的他改稱西塞羅為“半吊子哲學家”;曾經的他為維吉爾的史詩熱淚滂沱，喚作“我們的詩人”，皈依后的他改稱維吉爾為“他們的詩人”;曾經的他為《埃涅阿斯紀》中的英雄輾轉反側，皈依后的他說，羅馬祖先埃涅阿斯從特洛伊廢墟上搶救回來的祖先神，連特洛伊都保護不了，如何能保護羅馬?

　　《希波的奧古斯丁》，1645-1650，菲利普·德·尚佩尼，布面油畫，縱78.7厘米，橫62.2厘米，現藏美國加州洛杉磯藝術博物館，描繪手握羽毛筆與燃燒的心、凝視真理一詞的圣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是羅馬帝國末期基督教神學家，在極大發展基督教神學的同時強烈批判了羅馬文明

　　公元410年，西哥特首領阿拉里克攻破了羅馬，洗劫了三天三夜，被稱為“永恒之城的陷落”。羅馬民間出現了一種呼聲，認為這是因羅馬拋棄了自己的多神教而信奉外來基督教所遭致的“報應”。奧古斯丁拍案而起，寫了《上帝之城》予以駁斥，并徹底否定了羅馬文明。他說羅馬建城的羅慕洛斯殺掉兄弟而得國不正，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敗亡的種子。羅馬的太陽神、戰神和美神沒能阻止羅馬人道德敗壞，也并沒有抵擋蠻族入侵，毫無用處[73]。他引用西塞羅《論共和國》，指責羅馬從來沒有實現正義，從沒實現“人民的事業”[74]，因此不是共和國，只是一個“放大的匪幫”[75]。他甚至全盤否定了早期羅馬戰士“愛國即榮譽”的精神，認為所有的榮耀應該歸于上帝[76]。連羅馬早期的節制、審慎、堅忍都不是美德，只有基督教的信、望、愛才是。

　　《西哥特人入侵羅馬》，1890。描繪公元410年8月24日“永恒之城”羅馬在西哥特人的進攻下陷落，遭到西哥特人大肆破壞劫掠的場景

　　奧古斯丁最后總結說，羅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終的期許是上帝之城。而教會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國家之惡”與“國家之善”

　　奧古斯丁為什么稱羅馬國家為“匪幫”?考慮到羅馬帝國如同“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考慮到長達200年亂軍分肥的中央政權，考慮到上層精英對于底層人民的拋棄，奧古斯丁用“匪幫”形容晚期羅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看，羅馬再不好，也是母國。恨其腐敗，難道不應該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外族入侵時，難道不應該先投筆從戎捍衛家國，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盡到改造國家責任之前，就全然拋棄打倒。說到底，基督教雖被羅馬奉為國教，但從未與羅馬血脈相連。

　　這是漢朝與羅馬又一不同之處。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倫理嚴格于羅馬多神教，“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是從政者的天然責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從不認為“國家是非正義的匪幫”。這不是靠說教能達到的，只有在現實中見過“好的國家”，人民才會擁有長久記憶。

　　一神教在中國很難像在羅馬那樣發展。因為儒家信仰涵蓋天理與人倫，文官組織又貫通精英與人民，沒有留給任何一神教像羅馬那樣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以人文理性立國，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后，都必須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熱，在國家的秩序之下和諧共處。與基督教傳入羅馬的同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三百年后趕上五胡亂華，北方胡族政權大多信奉佛教，而所有胡族帝王都主動選擇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都主動爭取華夏正統，都沒有變成佛教國家。中國對佛教不像羅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要么屠殺鎮壓，要么全盤接受，而是產生了中國“禪宗”。

　　中國很難產生奧古斯丁這種宗教家。因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脫離人間而存在，中國的天道卻要在人間實現才算數。儒家知識精英很難認同宗教大于國家，反倒認為，國家有難時“遁世”才是“非義”。“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因為儒家意識和國家已融為一體。儒家的“教會”就是國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潤下，中國化宗教都對“國家價值”有著深刻認同。道教一直有著致天下太平之藍圖，佛教也認為當政者治理好國家的功德絕不亞于當一個高僧。國家觀念外還有哲學觀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臘哲學既有個體也有整體。但經中世紀一千年的神權壓制，導致宗教改革后的“個體意識”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此后的西方哲學執著于“個體意識”和“反抗整體”。中華文明從不曾以宗教立國，沒有神權壓迫，也沒有對個體的執念，所以中國哲學更關注整體秩序。

　　自基督教與羅馬國家分離之后，殘存的羅馬知識分子，不再背誦維吉爾和西塞羅，劍術和《圣經》變成了進身資本，主教職位更能獲取地位權勢。羅馬的地方貴族，也不追求“光復羅馬”，而是就地轉化為新的封建地主。羅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繼承。羅馬之后再無羅馬。

　　中國東漢末年大亂不下于羅馬。上層宦官外戚奸臣黨爭輪番權斗，基層百萬黃巾軍大起義。此時，在朝堂上，總站著一批楊震、陳蕃、李膺、李固、范滂這類的忠臣士子，不顧身家安危，成為黑夜中的盞盞孤燈，最后死無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總生出一批桃園結義劉關張之類的販夫走卒，主動為國家興亡盡匹夫之責。他們永不拋棄國家永不拋棄道義。這是中國士民的主流。歷史上出現的諸多昏君亂臣，從未阻斷過這一主流。這一主流，雖沒能改變兩漢滅亡的結果，卻始終高懸出一個價值觀。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價值觀。士民信仰倒逼著英雄選擇。

　　有人說，中國哲學中沒能產生西方獨立自由，是阻礙政治現代化的精神缺陷。實際上，現代西方政治中把“國家當成惡”的“消極自由”精神，不是來源于啟蒙運動，而是來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的分離。基督教將“羅馬國家”視為惡。到最后，天主教會也被視為“惡”而被宗教改革攻擊。除了上帝之外，在“眾生皆罪人”的塵世間，沒有任何由“人”組成的機構有資格領導其他人。從洛克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有限政府”，到盧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會契約政府”，再到亞當·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為了防范國家之惡。

　　而中華文明是相信“國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只要見賢思齊，化性起偽，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建設成一個更好的國家。就像“國家之惡”的概念不是憑空產生的一樣，“國家之善”的概念也不是憑空產生。兩漢儒法并行后的盛世記憶，又將“好國家”的信念傳了下去。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士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里的東方，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里的東方，僅限于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盡管早在亞里士多德定義“專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國的商鞅變法就已實現了“編戶齊民”、“一統于法”的郡縣制度。

　　歐洲最初了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凡爾賽宮的舞會上法王穿著中國服裝;塞納河邊民眾爭看皮影戲;淑女養金魚，命婦乘轎子。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托華改制”，把自己的書房稱為“孔廟”，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為了指桑罵槐反對法王的“絕對王權”，而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因為歐洲君主制有貴族和教會制約，而中國沒有。他不了解對中國君主加以制約的是規模龐大的文官體系(“皇權與士大夫共天下”)，不了解相權分治、行封駁事、史官監督、言官諫議等制度設計。文官制度與基層政權，是中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于“東方專制”[77]。再后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后、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評論中國的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聽途說，沒有一人去過中國，沒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沒有一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銅車馬，秦，青銅器，1980年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秦始皇陵封土西側出土，現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銅車馬完全模仿真車真馬制作，尺寸為實物一半，由四馬系架，為秦始皇鹵簿開道、擔任警戒任務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上交完正稅配額后的錢全歸私人腰包。這不符合基本史實。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征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系。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幾百年來的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于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于中國工業化成功的事實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后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自由”與“專制”間掙扎。如梁啟超。戊戍變法失敗后，他先后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有著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里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訪問美國，當聽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擴充海軍的兩次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于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復之而不能去”(《新大陸游記》，1903年)。梁啟超便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1906年)，說中國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開明專制主義”[78]，儒墨重民本，類似于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于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啟超的矛盾與變化，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歷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在近代遭遇慘敗;中華文明仍需轉型提升，才能真正體現與時俱進的能力。

　　羅馬之獨特價值，在于相信有限的沖突能創造活力。羅馬史家林托特說，“這個社會允許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廣闊空間實現自我、成就偉大。這個社會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內，有活力的沖突可能富有創造性”。羅馬之失不在于沖突，而在于沖突失去了界限，又沒有“一體”來予以調節，最終導致大分裂。“沖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團結需要外敵。西方史學家們認為，羅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敵，達到一種無人能及的優勢和統治地位時，一切平衡的因素都開始越過應有的“界限”而開始崩裂。羅馬之衰落，從擊敗迦太基成為霸主之后就開始了。

　　兩漢的獨特價值，在于一體與多元并存。一體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難在同時保持一體與多元。當一體完全壓倒了多元，就開始僵化。當多元完全壓倒了一體，就開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壓倒一切”，西漢亡于“儒家壓倒一切”，東漢亡于上下層同時分裂。如何同時駕馭“一體”與“多元”，是中國政治的永恒課題。

　　在真實的世界里，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揮好壞，取決于運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扎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們必將完成現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值。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

　　小佘太秦長城，位于內蒙古巴彥淖爾，倚山脊而建的小佘太秦長城始建于嬴政28年(前 219)，由不規則的石塊砌成，是現存秦長城保護最好、最完整的地段之一

　　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 此文為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

　　*《國家人文歷史》雜志將于2020年9月下刊發全文。

　　注釋：

　　[1]參見：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參見：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代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第179-217頁。

　　[4]參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5]參見：《里耶秦簡·吏物故名籍》，簡8-809;簡8-1610;簡8-938+8-1144。

　　[6]參見：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參見：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309頁。

　　[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VII頁。

　　[9]馬基雅維利認為，是“平民和羅馬元老院之間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國的自由與強大”。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

　　[1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第四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87頁。

　　[12]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3]參見：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頁。

　　[14]參見：H.F 喬洛維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軍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頁。

　　[15]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6]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83頁。

　　[17]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

　　[1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40頁。

　　[19]參見：西塞羅著，王煥生譯,《論共和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頁。

　　[20]參見：普羅塔克著，席代岳譯，《希臘羅馬名人傳》(下)，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1581頁。

　　[21]參見：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Penguin,1987.

　　[22]參見：伊麗莎白·羅森著，王乃新等譯，《西塞羅傳》，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62頁。

　　[23]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12頁。

　　[24]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57頁。

　　[25]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9頁。

　　[26]參見：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

　　[27]愷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歸之后首次受任此職。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47頁。

　　[28]公元前43年，安東尼、屋大維和雷必達在波倫尼亞附近會晤，達成協議，史稱后三頭政治同盟。是年11月，公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法律，授權同盟頒布法令和任命高級官員，統治國家5年。

　　[29]“就是這個屋大維——他更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奧古斯都’的稱號——通常被說成是第一位羅馬皇帝”。參見：H.F 喬洛維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軍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頁。

　　[30]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44頁。

　　[31]參見：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學甄微》，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284頁。

　　[32]“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參見：賈誼著，《賈誼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頁;“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33]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52頁。

　　[34]西漢初年，中央直接統治的地區不過15個郡，僅占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諸侯大的如齊、楚、吳等，每人都有五六個郡，幾十個城。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漢武帝時，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亂。

　　[35]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3頁。

　　[36]“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精靈》，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98頁。

　　[37]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4頁。

　　[38]參見：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8頁。

　　[39]“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而誹之。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仁義法》，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13頁。

　　[40]參見：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3頁。

　　[41]“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圣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17頁。

　　[42]“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623-624頁。

　　[43]“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頁。

　　[44]參見：黃展岳，《關于兩廣出土北方動物紋牌飾問題》，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參見：鄭君雷，《百越融入中華一體的考古人類學考察》，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00頁。

　　[47]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92頁。

　　[48]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2頁。

　　[49]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37頁。

　　[50 ]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種關于氣候機制的假說，4世紀中亞旱災的發生與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遷入羅馬帝國幾乎同時發生。參見：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斬長安令……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余人”。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13頁。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13頁。

　　[53]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頁。

　　[54]“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參見：韓兆琦譯注，《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頁。

　　[55]“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俸，饑民以賑”。

　　[56]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頁。

　　“有者半賈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注，《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57]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同時存在國家擁有的“公地”和個人擁有的“私地”。國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雖然不能解決根本矛盾，但能夠緩和土地兼并。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與授田制相始終;但每當國家失去公田這一調節手段的時候，也就進入了王朝衰敗的周期。

　　[58]“車馬衣服之用,妻子仆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俸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19-220頁。

　　[59]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95頁。

　　[6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61]參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28頁。

　　[62]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頁。

　　[63]參見：佩里·安德森著，郭方譯，《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64]參見：佛雷德里克·庫珀著，柴彬譯，《世界帝國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2頁。

　　[65]“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參見：黃暉撰，《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23頁。

　　[66]“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48-249頁。

　　[67]參見：Cassius Dio, lxxiv, 17.5; Historia Augusta, DidiusJulianus, 8.8.

　　[68]參見：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8-49頁。

　　[69]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70]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84頁。

　　[71]參見：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0頁。

　　[72]參見：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1頁。

　　[73]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74]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頁。

　　[75]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

　　[76]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77]“韃靼人摧毀了希臘帝國，在被征服國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征服了羅馬帝國，到處建立君主政體，確立自由。”參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24-325頁。

　　[78]參見：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5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