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2 15:53:11 來源：金融投資報

      全球化浪潮已然是不可逆的歷史潮流。在經濟一體化的時代，世界各國之間文化與藝術的交流融合，也以人們想象不到的速度和深度進行著。藝術是全球通用的語言，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各國之間在藝術領域的交流，對于促進彼此之間的深入了解，增進國民之間理解和信任，有著重要的意義。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全面融入全球化，藝術領域的國際交流也日益頻繁。各級政府在博物館、美術館、藝術院校等層面，與國際相關機構展開廣泛合作；國內藝術家、畫廊、策展人也頻繁參與國際上的各種大獎賽、博覽會、雙年展，甚至藝術高峰論壇。通過這些交流，中國藝術的力量逐步登上國際舞臺，并成為一支越來越被矚目的力量。但綜合來看，無論是中國的傳統藝術、近代油畫還是當代藝術，都沒有在世界上獲得相應的話語權。除了博物館領域的相關學者，國外研究中國藝術的專家并不多見，相反，國外針對印度藝術、拉美藝術、甚至非洲藝術的研究要比對中國藝術的研究多的多。這一方面，自然是因為文化與語言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國藝術在國際交流領域還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7年9月《收藏》雜志社總編楊敏女士主持GADA西安峰會

GADA峰會發起人楊敏女士（右）常年致力于為行業的中西方互動交流搭建橋梁

　　《收藏》雜志從2004年左右開始是與國外藝術機構、包括博物館、逐步建立了常規聯系，我們采訪過中國天價元青花藏家埃斯凱納齊，也專訪過歐洲藝術博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本·杰森、以及時任荷蘭梵高博物館館長的阿克塞爾·盧格。從他們的視角，我們知道中國藝術在西方藏家、西方專家以及西方策展人視角下的光輝和困局，我們也深知讓西方人真正理解中國藝術，我們還需走過多少路。因此，在2010年之后，我們充分積極《收藏》雜志的平臺，積極地投入到國際藝術交流領域，2012年，我受歐洲古董博覽會組委會（TEFAF）的特別邀請，參觀了博覽會并訪問了TEFAF總部，并在《收藏》雜志上做了專題的報道；2012年9月我們在西安組織了的首屆“西洋古董·藝術品博覽會”； 2013年，我曾代表西安攜帶兩尊原大兵馬俑復制品參展法國里昂燈光；2014年9月我們與里昂燈光節組委會合作，將里昂燈光節引入國內，在西安創辦了國內首個城市燈光節；2016年7月，我代表《收藏》雜志，作為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第24屆全體大會于唯一的收藏類媒體代表參會；2017年9月，我們又主辦了全球古董商聯盟（GADA）西安峰會，有歐洲美洲多家知名古董商參會； 2018年，我組織中國藏家代表團訪問TEFAF，并聯合TEFAF舉辦了“中國藏家之夜”的酒會。在十余年間，我們組織或參與了十幾個國際藝術交流活動，橫跨中國古董藝術、西洋家具、西方藝術、以及設計藝術與燈光藝術。在此過程中，我深感中國藝術在國際交流領域的所存在問題，并力圖做一些新思路與新模式的探索。

2018年《收藏》雜志社總編楊敏代表中國收藏家向TEFAF捐贈景德藍藝術品

　　國際藝術交流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涉及到創意、策展、市場、國際物流與保險等多個領域。因此，一場專業的國際藝術交流活動，就需要一個專業的團隊與專門的人才。當前，在國際藝術交流領域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人才的匱乏。語言的障礙往往是第一步的，但僅僅精通了外語，如果缺乏對東西方文化背景與不同藝術邏輯的深入理解，往往也會造成交流項目的事倍功半。而既精通外語，又熟悉藝術史，又了解市場運作與媒體傳播，這樣的復合型人才鳳毛麟角，這就需要找到能夠聚合不同領域頂尖人才的團隊。只有在專業團隊的運作下，國際藝術交流才不會看上去很熱鬧，而過后落一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結局。

楊敏與法國古董雙年展主席Christine Deydier會晤合影

　　其次，官方交流與民間渠道的各自為戰。從政府層面而言，國際藝術交流的注意力和資源，主要集中在博物館、美術館以及高等院校學術交流的層面。不可否認，這些高端機構確實代表了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精華，也代表了政府對文化藝術輸出與輸入的戰略考慮。但這些機構與國際上對等機構之間點對點的交流，在大眾層面的傳播上卻影響力有限，對推動所在國人民對中國文化與藝術的了解，甚至不如民間渠道。由藝術家、畫廊自發組織或參與的活動，比如參加國際大獎賽，參與國際博覽會，反而會讓所在國的大眾更容易接觸到中國藝術具體的細節。《收藏》雜志最近幾年，開辟了海外專欄，報道了許多國際知名大獎賽獲獎者的訪談，通過這些訪談，推動了更多的中國藝術家積極的參與國際大獎賽，并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政府主導的交流，自然有更高的層面和維度，但民間的交流，卻顯得具體而有細節。這兩種交流的卻各自為戰，互相隔離。

　　第三，對國際藝術市場不重視不研究不了解。

　　對于國際藝術交流，我們知道引進什么，卻不知道推出什么。自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來，對外的窗口被打開，國外各種藝術流派、各種藝術展覽、各種藝術書籍被廣泛的引入國內，不夸張的講，在這種氛圍下，我們對于西方文化與藝術的了解遠遠大于西方對于我們文化與藝術的了解。這一方面，是因為國際藝術領域被西方主導的藝術邏輯所局限，另一方面，也反應了我們對國際藝術市場需求的不深入與不了解。國內推出的項目，要么看上去傳統而精粹，但國外的大眾卻由于文化差異而不知所云；要么是迎合了西方藝術的邏輯，但這種亦步亦趨的作品，只會讓國外受眾覺得泛善可陳。真正具備民族化而又國際化的項目，百中無一、鳳毛麟角。

　　第四，重視活動的場面，而不重視事后的傳播。

　　西方是傳媒高度發達的社會，媒體稱為影響社會的第三種力量。國內的藝術項目進入國際，往往是重視場面，而不重視傳播。重視開幕式嘉賓的規格和規模，卻忽視了傳媒的力量。實際上，對于活動本身而言，一個政府官員對于大眾傳播的影響力甚至不如一個媒體的主持人。

　　盡管存在諸多問題，但慶幸的是，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影響力的不斷增加，國際上對中國文化和藝術的也越來越關注。在中國藝術界堅持不懈地努力下，中國畫廊、中國藝術家已經頻繁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博覽會與知名大獎賽中。中國藝術界應該對國際藝術交流領域的態勢有更明清的認識，一方面，要充分理解西方藝術史的邏輯與西方藝術市場的邏輯，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中國藝術在全球化浪潮中融入世界的必然。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后疫情時代，在國際藝術交流領域，也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模式。結合我長期在歐美國際藝術交流領域的體會和思考，我談幾個認識，供方家思考。

　　第一，我們需要新的藝術形式。

　　現在整個中國在國際上如何解釋自己的文化，如何定位自己的藝術其實是個長期的工程。讓西方大眾真正理解中國藝術的內涵，其實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傳統藝術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如果用簡單的展示、表演這種方式，很難讓西方大眾抓住它的精髓；而中國當代藝術的內核其實還是西方美術史的邏輯支線，在“藝術”邊界的拓展上，我們無論是觀念還是材料都遠遠落后于西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考慮在傳統藝術與當代藝術之外，我們需要另外一種藝術形式---第三種藝術形態，將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精神注入其中，將中國審美的精粹注入其中，而形式上，卻又符合世界美術發展的邏輯—我個人認為這就是正在興起的數字媒體藝術。

　　技術改變世界。數字媒體藝術已經在全球蓬勃發展，從世界美術史的邏輯來看，數字藝術無疑會是取代各種當代藝術形式的下一個主流藝術模式。中國數字媒體藝術無論是技術還是創意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利用新的藝術形式，注入東方藝術精髓與哲學，才能讓國際大眾更加了解中國藝術的核心，才能打破目前國際藝術交流的內容困局。

　　第二，我們需要打造國際藝術領域主流品牌。

　　在商業社會，品牌的力量，其實是信任的力量。讓世界了解中國藝術，也讓中國藝術更好的融入世界，我們需要逐步建立在藝術領域的眾多國際品牌。中國藝術界需要考慮，國際性的藝術大獎賽、國際性的學術高峰論壇，抑或數字媒體藝術的雙年展的創立，匯聚全球最前沿，最頂尖的藝術學術力量，才能塑造出一個國際性的藝術品牌。

　　第三，我們需要更復合型的國際藝術交流人才。

　　中國藝術機構走出國門的方式越發多樣，一支能夠承擔起跨藝術交流、藝術交易的國際化藝術管理人才隊伍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從語言，到東西方美術史，再到國際市場、國際物流與保險，我們需要逐步培養一支復合型的人才隊伍。技術層面的培養固然重要，人文意識、全球化視野、創新精神的培養顯然更加重要，這就需要包括藝術院校在內的藝術界對此有充分的共識。

　　第四，我們需要更加深入了解西方媒體和市場的運作方式。

　　一個好的項目，如何真正找到它的受眾人群？通過哪些渠道和它的受眾人群建立聯系并建立信任？只有做到這些，一個項目才能真正落地，才能真正讓中國藝術真正為所在國的大眾所接受并喜愛。這就需要我們深入了解國際社會媒體渠道的變化，了解主流人群的偏好和意見，了解主流藝術市場的運作模式。

　　我在《收藏》雜志多年的國際藝術交流經驗，讓我明白，其實，“文化差異”并不是溝通的核心障礙，“意識差異”才是最堅固的壁壘。國際藝術交流的通暢和高效，必須有彼此欣賞的心態，通過某種創新的方式，讓彼此的文化可以互相分享，互相借鑒。對于中國的藝術家與藝術行業的從業者而言，我們要組織更多的國際藝術會議、論壇、展覽，在藝術中了解彼此的內心，讀懂彼此的善意，感受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溫暖與關懷，用藝術消除隔閡、偏見和執念。

　　（作者系《收藏》雜志社社長兼總編  楊敏）

來源：https://www.jrtzb.com.cn/qiye/fc/202007/57842815.html

編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