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2 16:20:11 來源：中國周刊
作者丁春燕：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員。
由于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利益誘惑，虛假投保和虛假理賠成為農業保險欺詐的主要方式。雖然農業保險區塊鏈應用系統通過精準投保和智能理賠模式實現了農業保險業務和財政補貼資金的事前和事中監管，緩解了監管時滯，預防了保險欺詐，但是區塊鏈電子數據在農業保險詐騙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能力還有待檢驗。傳統電子證據的虛擬性、技術性、多樣性、不穩定性、易篡改性使其在司法實踐中采信率較低，電子證據能力經常附屬于證明力，出現電子證據能力虛無化的趨勢。區塊鏈的防篡改、可追蹤特點可在技術上簡便、可靠地證明電子數據、電子證據內容、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不僅能夠促進電子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采信率逐漸提升，推動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還可在一定程度上擬合證據法認識論與價值論對訴訟認識活動的認知分歧。
一、監管之痛：農業保險欺詐
2007年中央財政開始實施農業保險保費的補貼政策以來，全國農業保險得到快速發展。2019年，全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已經達到671.68億元，保費補貼比例為75.09%,國家財政對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達到了504億；農業保險保障水平為23.61%,簡單賠付率為83.23%,僅2019年就約有559億農業保險賠款。隨著保費收入和保險賠款的不斷增長，農業保險欺詐成為制約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
自2010年“白城騙保案”曝光，農業保險反欺詐成為農業保險監管的重中之重。在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主導的農業保險詐騙案件中，為了完成業務指標，工作人員鼓勵農民虛報并按照自交保費的兩倍進行協議賠付已經成為行業潛規則。在農機站工作人員、村委會干部、協保員主導的農業保險詐騙案件中，利用職務便利，投保時冒用他人名義虛報投保面積/數量，理賠時虛構災損程度或受災面積/數量成為欺詐的主要手段。在農民主導的農業保險詐騙案件中，利用投保和理賠程序的漏洞，自己虛報或冒用他人名義虛報投保標的物面積/數量，虛構受災事實或利用他人受災現場進行理賠成為常態。
為了解決投保真實到戶、承保標的物快速核查、查勘定損又快又準、理賠到戶的難題，安某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區塊鏈技術開發了肉鴨保險區塊鏈系統。通過區塊鏈系統里的智能理賠合約，養殖戶參保人在區塊鏈系統上記錄進雛數量，以此為依據進行承保出單；參保人每天記錄死亡數量，并拍照上傳，屠宰場記錄肉鴨屠宰數量。區塊鏈系統智能對比屠宰場記錄數據和養殖戶日常記錄的死亡數據，認證真實死亡出險數量，按條款約定進行賠付。肉鴨保險區塊鏈系統形成了承保、屠宰、死亡、定損、理賠的閉環，最大限度避免了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農機站工作人員、村委會干部、協保員的人為干預，減少了這幾類人群的農業保險欺詐機會。在系統終端記錄的參保農戶為最終責任人，為投保和理賠的真實性負責。“農業保險+區塊鏈”模式破解了長期困擾家禽保險承保難、查勘難、理賠難等行業痛點，還為農業保險反欺詐監管做出了有益嘗試。
但是區塊鏈系統面臨內部和外部算力攻擊的安全威脅和監管有效性難題，區塊鏈電子證據在農業保險詐騙案件中能否當然適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最高法若干規定》)第11條首次在法律層面認可了具有固定和防篡改技術的區塊鏈等新形式電子數據的證據效力，使電子證據在民事訴訟中被采納和采信的比例越來越高。在國際商事訴訟領域，區塊鏈技術證據成為跨境商事交易的新興證據形式。在刑事訴訟中，基于公權力機關較高的信用背書，公訴方提交的電子數據一般都會被法庭采信，但傳統電子數據在存證、取證、質證等過程中具有成本高、效率低、真實性難以保證等缺陷，區塊鏈技術可在司法適用過程中有效彌補傳統電子證據真實性難以保證的缺陷，呈現出電子證據的“證據自證”模式。然而，在“以審判為中心”的電子證據審查與認定規范體系中，區塊鏈電子證據無法當然地在刑事訴訟中被確認證據能力，它必須符合證據的共識性理論，否則將陷入合法性質疑的窘境。
二、刑訴桎梏：電子數據證據能力
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和廣泛應用，電子數據在2012年被刑事訴訟法確立為法定的證據種類后，電子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證明作用。然而電子數據的虛擬性、技術性、多樣性、不穩定性、易篡改性等特點，使電子數據的證據能力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不同于傳統證據的桎梏。有學者指出，電子證據具有客觀性、可變性、復合性及再生性。具體而言，電子證據的客觀性指在沒有人為因素蓄意篡改或技術差錯影響的情況下，電子數據可以全面、完整地呈現案件的客觀事實。但電子證據客觀性的前提條件是排除人為因素的干擾或技術的差錯，否則將喪失客觀性。電子證據的可變性指基于存儲形式及介質的特殊性，電子數據在證據固定前和在收集、固定和運用過程中容易被偽造、篡改、刪除，從而影響電子證據的真實性。電子證據的復合性指因電子數據的虛擬性，需要通過科技手段呈現電子數據的各類信息(文本、圖像或聲音等),因此具有多重復合性。電子證據的再生性指電子數據被偽造、篡改或刪除后，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追蹤變動痕跡，恢復原始數據；也指原始電子數據可以被無差別地復制。雖然被扭曲的電子數據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復原，但數據復原的程度和質量是否能達到證據能力的要求，還需要重新鑒定和審查。
因此，電子證據的這些特性使其在司法實踐的存證、取證、舉證及證據認定環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痛點和難點。第一，電子數據在存證環節存在著集權存證難和存儲成本高的問題。不論是公證還是第三方存證，本質上都是由集權的一方控制存證內容。這種典型的中心化存證方式，一旦集權系統遭受技術攻擊或人為操控，容易造成存證數據的偽造、篡改或丟失。另外，傳統的存證方式費用相對較高，不利于處于經濟弱勢的訴訟當事人維護合法權益。第二，電子證據在取證環節存在著證據原件與設備載體不可分及原件可以被單方修改、刪除的問題。在刑事案件調查取證過程中，因查封電子數據原始載體是取證的首要方式，與案件有關聯的計算機、硬盤等各種硬件設備可能被全部查封取走。然而此種簡單、概括式的取證方法也并不能杜絕原始電子數據在固證前就被單方篡改或刪除的情形。即使在固證后，也存在著原始數據被篡改或刪除的可能性。第三，電子證據在舉證環節存在著訴訟雙方舉證的同一數據存在矛盾的情形。電子數據可以有多份同一的原始數據且分別存儲于當事人電腦端、云盤、網站平臺等各方。在各方分別控制自己數據的情況下，若一方或多方聯合篡改或刪除數據，訴訟雙方提交的電子證據信息就會有出入，甚至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這給法庭認定電子證據的真實性造成非常大的障礙。在法庭無法確認哪一方的電子數據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時，該份電子證據將不被采納，這將有損司法公正。第四，在電子證據認定環節存在著認定電子數據真實性的難度。有學者在2017年對中國裁判文書網抓取的8095份與“電子證據”“電子數據”相關的裁判文書進行分析后指出，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庭未明確作出是否采信電子證據的判斷，這類文書占比為92.8%;裁判文書明確作出采信判斷的只是少數，僅占7.2%。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電子證據真實性的鑒定難度較大，各個地方基層法院因為缺乏足夠的技術支撐來辨別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導致電子證據的采信率極低。
針對刑事案件中電子證據的取證與審查問題，主要有2014年《關于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網絡案件若干意見》)、2016年《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刑事電子數據規定》)、2019年《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以下簡稱《刑事電子數據規則》)等進行規范，但迄今為止并沒有統一的電子證據認定規則、采納和采信標準為法庭判斷提供統一依據。法律規范的缺位導致我國司法實踐中電子證據的認定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主要包括舉證和質證環節留存隱患、認定依據不科學以及認定標準不統一，電子證據采信質量不高等。這些問題在裁判文書中具體表現為普遍地不解釋不予采信電子證據的理由，即司法人員“不說理”的現象嚴重。而在“說理”的裁判文書中，不采信的比例又偏高。電子證據采信水平不高是電子證據的技術專業性同證據采信法律原則之間沖突的表現，應通過電子證據的認定規則與采納、采信標準的完善，使技術在司法裁判中服務于法律，而非成為司法的桎梏。
三、司法認定：區塊鏈電子證據真實性
現代科技的發展和網絡化生活的普及使得電子證據在訴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改變電子證據采信率較低的狀況顯得極為緊迫。區塊鏈技術的防止篡改、事中留痕、事后審計、安全防護等特點使得經區塊鏈驗證的電子數據真實性的可靠程度較高，對于簡化電子證據判斷流程、減輕法官的審理負擔、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區塊鏈技術主要以提高電子證據真實性為突破口為各項司法業務賦能。從證據法的角度分析，真實性是判斷電子證據可靠性程度的重要因素。電子證據的真實性包括電子數據的真實性、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
(一)電子數據的真實性
電子數據的真實性指以電子信息形式存在的數據真實、可靠，并與原始數據保持一致，不存在被偽造、篡改、刪除等情形。電子數據一般包括數據電文、附屬信息和關聯痕跡三個方面。數據電文是數據內容本身，一般記載著與法律關系產生、變更、消滅有關的數據信息。數據電文的真實性是電子數據真實性的核心與關鍵。附屬信息是對數據電文生成、存儲、傳遞、修改、刪除等行為的操作記錄，主要證明電子數據的來源和變化過程。附屬信息的真實性是數據電文真實性的基礎和可靠性證明。關聯痕跡指在數據電文生成和變化過程中電子環境變更的痕跡，是輔助證明和判斷數據電文真實性的技術審查信息。
根據司法實踐的法律規則，法庭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判斷電子數據的真實性：電子數據來源的原始性、同一性和電子數據在偵查階段、訴訟過程中的完整性、同一性。電子數據被偵查機關提取后，應防止其在存儲和流轉過程中被篡改或刪除。目前，由于專業知識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大多數基層司法人員不具備對相關技術措施的實質審查、判斷、質證能力，法庭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形式上審查電子數據的真實性：一是形式上審查偵查人員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技術措施以判斷電子數據在提取過程中和提取后是否能保持原始性、完整性和同一性；二是形式上審查提取和使用電子數據的程序規則是否得到遵守以判斷電子數據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三是通過專家鑒定、檢驗等第三方的意見間接判斷電子數據的原始性、同一性；四是審查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過程是否可以再現，以間接審查相關的技術措施是否得到了適當的運用和相關的規則程序是否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因此，審查電子數據的真實性本質上是技術問題而非法律問題，法庭需要形式上審查技術措施或借助專業技術人員的鑒定意見以判斷電子證據的真實性，這不僅增加了訴訟成本、影響了訴訟效率，還極大地削弱了法庭對電子證據的確信程度。
區塊鏈防止篡改的分布式記賬特點使得經區塊鏈驗證的電子數據真實性具有了技術保證，法庭無需再在形式上審查技術措施或借助專業技術人員的鑒定意見對電子證據真實性進行間接判斷。例如2019年8月20日，在全國刑事訴訟中首例采信“區塊鏈電子證據”的王某民詐騙罪案件中，法庭只需要核對支付寶公司出具的光盤內儲存內容的hash值與法證鏈區塊鏈上存放的hash值是否一致，就可一鍵式判斷電子數據的真實性，無需再分步驟地審查數據電文、附屬信息、關聯痕跡的真實性，無需再依賴專業技術人員審查電子數據的來源及在流轉過程中是否保持了原始性、完整性、同一性。該案例在刑事訴訟中首次確認了區塊鏈電子證據的獨立地位。目前，我國三家互聯網法院都已經上線運行區塊鏈存證系統。除了傳統的存證業務外，區塊鏈存證系統還融合了實名身份認證、關聯證據追溯、操作行為審計、文件公示與送達等輔助功能。這些輔助功能結合現有的關鍵證據收儲認定節點系統，減免傳統證據認定的非關鍵步驟，在提升證據認定工作效率的同時降低了工作復雜程度。因此，區塊鏈技術的司法應用落地在技術層面上解決了法庭對電子數據真實性判斷的內心不確定性，提升了司法訴訟效率、降低了訴訟成本、促進了司法公正。
(二)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
有學者指出，“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是指電子證據所包含的信息與案件中其他證據所包含的信息能夠相互印證，從而準確證明案件事實。” 《區塊鏈司法存證應用白皮書(1.0版)》認為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指“(1)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場合，電子證據所包含的信息可以與案件中其他證據所包含的信息能夠相互印證，從而準確證明案件事實；(2)在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場合，電子證據所包含的信息可以證明一定的法律事實，特別是證明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和法律行為?！鄙鲜龆x既涉及審查電子證據內容真偽的基本思路，也包含了評斷電子證據證明價值的基本方法。但上述定義均通過電子證據與其他類型證據的相互印證來體現電子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作用，極大弱化了電子證據作為獨立證據類型證明案件客觀事實的價值。
隨著電子證據被刑事訴訟法確立為獨立的證據類型，應從理論上確認其作為獨立證據的價值。筆者認為，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應指電子證據信息能夠準確反映和證明案件的客觀事實。該定義拋卻了以往定義中電子證據內容應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必要條件，明確了電子證據的獨立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由于審查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主要是技術檢查而非法律判斷，因此對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存疑時應當進行鑒定?！度嗣駲z察院電子證據鑒定程序規則(試行)》第4條規定電子證據的鑒定范圍包括：電子證據數據內容一致性的認定、各類存儲介質或設備存儲數據內容的認定、各類存儲介質或設備已刪除數據內容的認定、加密文件數據內容的認定、計算機程序功能或系統狀況的認定、電子證據的真偽及形成過程的認定、根據訴訟需要進行的關于電子證據的其他認定。除了委托鑒定這種傳統方式外，《刑事電子數據規則》還規定了電子數據檢查和電子數據偵查實驗這兩種方式以確定電子數據內容的真實性。上述確定電子數據內容真實性的手段不僅具有極強的技術專業性和復雜性，還非常耗時耗力耗財，這也是導致電子證據采信率低的原因之一。
由區塊鏈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縮寫IoT)技術結合形成的螞蟻IoT可信上鏈，為區塊鏈提供了源頭可信的物理世界數據和“端—鏈—云”一體化解決方案，實現了可信數據采集、數據實時上鏈、數據多維驗真。螞蟻區塊鏈IoT在數據采集階段，可防止采集設備和使用者身份被偽造，防止竊聽和信號偽造，防止設備被惡意代碼攻擊；在數據上鏈階段，設備計算數據hash值實時上鏈，國家授時中心的可信時間戳及地點、身份、環境信息同步上鏈；在數據驗真階段，由數據hash值對比驗真，對地點、身份、環境等信息進行算法輔助驗真。上述一系列復雜操作都由系統設定的代碼自動執行，使用者只需將設備上電子證據的hash值與法證鏈上的hash值進行一致性對比，就可判斷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區塊鏈IoT數據存證、取證、驗真方法不僅操作簡便、快捷，還費用低廉。除此之外，區塊鏈IoT系統還可以與信息共享、版權保護、物流鏈、供應鏈金融、跨境支付、資產數字化、代幣等項目的應用相結合，在電子數據生成的同時就可同步存儲和記錄數據來源、數據時間戳、數據的流轉過程等，從而可靠地證明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提高存儲和輸出的電子證據內容的可信度。
(三)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
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指“存儲電子數據的媒介、設備在訴訟過程中保持原始性、同一性、完整性，不存在被偽造、變造、替換、破壞等問題?！逼渲饕娮幼C據載體來源的真實性和電子證據載體在偵查和訴訟流轉中的真實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3條、《刑事電子數據規定》第8-9條、第18條、《網絡案件若干意見》第14-17條、《刑事電子數據規則》第二至三節等從原始存儲介質的收集、提取方式做了詳細的技術措施規定和程序性規定，以使法庭有明確的標準來判斷在庭審中出示的電子證據載體與偵查時收集、封存、提取的載體是否同一和完整，以審查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
在無法扣押原始數據載體的案件中，例如關閉電子設備會導致重要信息系統停止服務或境內遠程計算機信息系統上的電子數據，區塊鏈存證的分布式存儲方式及防篡改校驗機制，可以使電子數據脫離原始存儲介質而安全存儲和流轉，確保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因此，區塊鏈技術極大地擴展了電子證據載體的外延。
有學者指出，在司法實踐中，我國法庭對電子證據的真實性進行審查時沒有明確真實性的三個層次，存在審查邏輯混亂的現象。電子證據真實性的三個層面之間具有一定的邏輯關系，即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是電子數據真實性的外部保障，電子數據真實性是電子證據內容真實性的技術基礎，電子證據載體和電子數據真實性是電子證據內容真實性的前提。因此，法庭審查電子證據真實性的順序應當是首先審查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在此基礎上審查電子數據的真實性，最后審查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但區塊鏈電子證據將打破該學者提出的電子數據真實性的審查規則。電子證據載體的真實性審查不再是必要選項，在區塊鏈系統上的電子數據真實性將由hash值一鍵驗證，電子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審查規則仍由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規范。
2018年9月實施的《最高法若干規定》對在互聯網法院提起訴訟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涉及的區塊鏈存證程序規則和技術措施進行了規范。經過不到一年的實踐，根據杭州互聯網法院2019年7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區塊鏈司法存證系統破解了取證、存證難的問題，助力法庭快速高效地查明案件事實、明晰雙方責任，在提升審判效率和司法效能的同時有效降低了網絡糾紛。例如電商平臺和網絡服務平臺糾紛率從5%下降到了0.01%,著作權侵權糾紛率較同期下降了12%。區塊鏈司法系統已經有效提高了電子證據審查認定的效率和質量，降低了審查難度和風險，對于提升案件審理效率和促進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四、理論擬合：證據法認識論與價值論
在我國證據法學理論基礎的探討中，存在著證據制度應當以認識論還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爭鳴。自上世紀50年代，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成為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主要理論基礎。例如有學者認為“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理論基礎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司法公正論，二者相互補充，相互協調，共同構建了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基礎理念?！卑讣聦嵅灰蕾囉趥刹槿藛T的主觀意識而客觀存在，所謂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就是司法人員主觀認識符合案件客觀事實的過程。以“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排他性證明標準達致訴訟案件客觀真實的刑事證明目的。有學者指出，“訴訟中的認識活動，就是公安司法機關的人員和訴訟參與人依感官知覺與理智的作用而對與案件有關的事實進行感知、判斷，從而達到了解的過程?！闭J識活動是判決的基礎且貫穿于訴訟的始終，追求客觀真實是訴訟的目標，但仍存在著查明和未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兩種認識結果。“我國的證據法學應以實在論和對于人的認識能力存在適正評價的觀點相結合的認識論為基礎”,既肯定事物的客觀存在性又兼顧人的有限理性。
隨著法哲學分析方法的崛起，一些學者在討論刑事證據法學理論基礎時開始著重運用價值論的哲學分析方法，進而反思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正統理論地位。例如有學者指出發現案件客觀真實的認識活動只是訴訟活動的一部分，訴訟的目的除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還包括解決利益爭端，訴訟活動要受到程序法的限制和規范，訴訟證明活動不能完全等同于認識活動，還包含一系列訴訟價值的實現和選擇過程。在此基礎之上，學者倡導我國證據法學的理論基礎應轉向價值論，將證據規則建立在形式理性觀念和程序正義理論的基礎之上，以解決通過公正、合理的方式查明事實真相的問題。還有學者認為，認識論不是刑事證據法學的唯一理論基礎，還包括法律價值及其平衡、選擇理論。秩序、個人自由、公平和效率應是刑事證據法的基本價值，在價值發生沖突的時候，應兼顧各個價值并達到平衡的狀態。有學者認為證據法應在秩序與自由、公正與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當等價值之間建立均衡。有學者認為刑事證據法由客體價值、主體價值和價值評判標準組成，提倡以兼顧原則和權衡原則整合價值沖突。
在認識論和價值論激烈交鋒后，很多學者不再把認識論作為刑事證據法的唯一理論基礎，而是在堅持多元論的同時將認識論作為重要的理論基礎。例如有學者提出“我國刑事證據規則立法應以訴訟認識論和訴訟價值論為理論基礎”,包含公正、人權、自由、秩序和效率等價值形態，以實現司法公正、保障人權、促進自由、維護秩序和兼顧效率的價值目標。通過重點規范證據能力、兼顧證明力，推進刑事庭審方式改革，實現證據法的價值多元化。
在證據法理論爭鋒背景下，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仍然是以自由心證為一般的采信原則。傳統方法鑒定電子證據真實性的技術局限性導致法庭對電子證據確信產生搖擺，法官一般通過證據間的相互印證、依靠良心和理性自由決定電子證據能力及證明力的大小，因此電子證據的采信率較低。區塊鏈技術在司法存證領域的應用不僅破解了技術難題，還為認識論與價值論的爭端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視角。
證據法認識論與價值論的主要分歧在于涉及價值實現和選擇的活動是否算認識活動。認識論堅持者從廣義上論證認識活動的內涵，指出訴訟證明活動是社會證明活動的一種，雖然受證據規則和法律價值的制約，但其本質上仍然是認識活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疑罪從無規則等證據規則和公正與效率、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當等價值，恰恰反映的是證據認識活動目的和功能的多元性。而價值論者從狹義上定義認識活動，認為訴訟認識活動只包括查明案件客觀真實的活動，刑事訴訟中的程序適用、證據規則、價值沖突與選擇等不屬于狹義的訴訟活動認識范疇。價值論者主要借助程序正義理論解決司法人員查明客觀事實的程序合法性及正當性問題，以強調公平、保障人權等價值目標。因此，不論是認識論還是價值論，都關注查明案件事實和訴訟程序正當性層面。區塊鏈司法存證系統的共識機制、哈希嵌套的鏈式存儲結構、可信時間戳、數字簽名、可編程的智能合約等核心技術同時解決了如何正當地獲取、使用電子數據原件的程序性問題和如何保證獲取的電子數據真實性的客觀事實問題，即區塊鏈司法存證系統將客觀事實的證明活動和存證、取證程序的正當性內化為一個系統代碼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擬合了證據法認識論與價值論關于程序規則的適用活動是否屬于認識活動的分歧。不論理論上怎么定義和評價證據制度的認識活動和價值活動，區塊鏈存證系統的電子證據存證、取證模式在客觀上簡化了電子證據的認定程序，降低了電子證據真實性的認定難度，推動了司法活動的公正與效率。
五、結語：農業保險反欺詐的監管支撐
農業保險區塊鏈系統與監管機構和保險公司業務系統對接，以區塊鏈系統的防篡改和時間戳等特點為基礎，構建無需第三方認證的互信環境，識別并制止重復投保、虛假承保、虛假理賠、協議理賠等違法違規行為。在種植業領域，區塊鏈應用系統在3S(遙感RS,地理信息系統GIS和全球定位系統GPS,統稱3S)、無人機等技術的支撐下，開展“按圖承保、按圖理賠”的精準承保、理賠模式，從根本上解決了標的數量、位置、權屬、災損程度問題，有效規避了虛假承保和虛假理賠的風險。在養殖業領域，區塊鏈應用系統在物聯網(電子耳標、電子項圈)、豬臉識別/牛臉識別等技術的支撐下，實現了參保數量、死亡數量、屠宰數量的閉環管理，并按照事先約定的理賠條款自動觸發理賠智能合約，減少了人為操縱環節，降低了虛假承保、虛假理賠、協議理賠的機會。
農業保險區塊鏈應用系統不僅可以實現對農業保險機構、業務和市場的合規合法和公平有序的監管，還可實現對財政補貼資金的追蹤和監管，有利于推動農業保險反欺詐模式由事后監管向事前、事中監管轉變，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消除信息壁壘，緩解監管時滯，保障農業保險市場規范有序。因此，區塊鏈電子證據在農業保險詐騙刑事案件的有效采用，不僅能夠激勵政府運用區塊鏈系統進行保險反欺詐監管，還可推動農業保險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本文來源于《法學雜志》。原標題：區塊鏈電子數據的證據能力分析——以農業保險欺詐刑事訴訟切入）
《數字法治》專題由華東政法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供稿。專題統籌：秦前松
編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