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引發各領域、各行業的業務形態變革和產業結構重構，生產的網絡化、智能化特征日趨明顯，“數字經濟”為經濟領域轉型升級提供了新路徑。

目前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數字經濟在構建新發展格局、催生新發展動能、激發新發展活力、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方面將大有可為。數字經濟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引下，引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十四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將持續轉型升級，經濟社會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一背景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全國各地都在積極為數字化轉型而努力。

2019年《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正式印發，鼓勵浙江省、河北省（雄安新區）、福建省、廣東省、重慶市、四川省六地區尊重各自經濟基礎迥異、社會管理矛盾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客觀差異，為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探索出新路徑、新方法、新舉措。

廣東省人民政府印發的《廣東省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工作方案》中提出，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高地。數字經濟發展規模繼續領先全國，到2022年，全省數字經濟增加值力爭突破6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50%。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引領浙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浙江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從2014年的2854億元增長至2019年的6228.9億元。浙江省研究制定了《浙江省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方案》，提出到2022年，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4萬億元以上，占全省國民經濟生產總值（GDP）比重超過55％，基本建成全國領先的數字政府先行區、數字經濟體制機制創新先導區、數字社會發展樣板區、數字產業化發展引領區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標桿區。

今年1月，四川省政府以“川府發〔2021〕1號文”印發《工作方案》，提出到2022年，初步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取得顯著成效，全省數字經濟規模超過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40%。

今年3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印發實施《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福建）工作方案》，提出到2022年，全省數字經濟增加值達2.6萬億元以上，占GDP的比重達50%以上，建成數字中國樣板區、數字經濟發展新高地、智慧海洋和衛星應用產業集聚區、“數字絲路”核心區。

各區域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方案將逐漸成熟，結合不同的要素稟賦，秉持先行先試的難得機遇，在部分領域率先探索出數字經濟創新實踐，形成可供全國學習的可復制、可落地的成功經驗，切實指導和推進數字經濟與本地經濟的融合，發揮數字經濟效能。

數字基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可直接拓寬數字經濟廣度，挖掘數字經濟深度，延展數字經濟長度，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十四五”規劃將“新基建”納入其中，在規劃的第十一章“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中，專門提出加快建設新型基礎設施一節。再次確認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地位，明確了新基建的范圍，即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三大類。

多個部委密集謀劃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一輪支持舉措。工業和信息化部提出，將按照需求牽引、系統布局、適度超前的原則，加大投資力度，持續推進5G、工業互聯網、數據中心建設，打造高速、移動、安全、泛載的新型基礎設施。國資委提出，要加快國有資本布局優化和產業結構調整，把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穩步推進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等。國家發展改革委表示，今年將出臺“十四五”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拓展5G應用，加快工業互聯網、數據中心等建設。

各省市陸續推出“新基建”規劃，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北京、天津、湖北、浙江、安徽等近20省份出臺地方“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未來五年5G建設目標，加速推進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一批重大項目建設。根據中國信通院統計，在多重政策紅利催化下，“十四五”時期新基建相關投資有望超過十萬億元。

多地密集上馬新一批重大項目，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正成為擴大有效投資的重要選項。4月6日，河南下發2021年度5G項目清單，共計559個項目，總投資580多億元。湖南發布2021年“數字新基建”100個標志性項目名單，總投資216.06億元，單個項目投資基本在2000萬元以上，其中1億元以上的25個，10億元以上的5個，30億元以上的2個。廣州發布2021年科創領域“新基建”方案，首批投資1681億元，其中明確，今年將推進超算中心、數據中心與云計算中心建設。

與此同時，圍繞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重點領域，一批重點項目也集中出爐。北京提出實施新型基礎設施支撐行動，加快建設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國家頂級節點、國家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建設人工智能超高速計算中心、一體化大數據平臺、區塊鏈共性平臺等數據智能基礎設施。安徽提出實施“新基建+”行動，到2025年建成工業互聯網平臺200個以上，加快合肥華云信創云數據中心、淮北大數據中心、阜陽大數據中心等重點項目建設。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電子信息研究所所長溫曉君表示，“新基建”對數字經濟發力提振作用表現在產業賦能、民生提“智”和治理增效三個方面。

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行業投資有高漲刺激的沖動。業內專家指出，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導，但需要用理性來遏制沖動性投資并選擇有效融資方式。同時，在項目落地實施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各地實際需求、自然地理條件、網絡布局基礎，以整體優化基礎設施網絡為標尺，防止各地不顧條件、一哄而上，造成新的產能過剩。

移動支付、直播電商、共享出行、工業互聯……一大批數字技術應用走進現實，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疫情防控期間催生了很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線上教育、數字金融、智能物流、線上超市、數字醫療、數字化公共服務等新消費與新產業模式的興起，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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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據悉，我國數字經濟產值占到GDP三成，其增速遠遠超出GDP增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在經濟增速放緩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發展數字經濟能夠激活創新生態，為轉型升級開辟新路徑、釋放發展新活力。

業內專家指出，首先，要加快釋放數據紅利，盡快建立健全數據確權、定價、交易、跨境傳輸和安全保障的制度和機制，破除影響數據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明確數據參與分配的具體辦法，讓數據的價值得到充分彰顯。其次，打造數字營商環境，加快建設全國政務服務“一張網”，在全國范圍實現“一網通辦”“一網可查”，擴大基礎公共信息數據有序開放，建設國家數據統一共享開放平臺。最后，在穩步發展現有移動支付、網絡支付體系的基礎上，可考慮積極穩妥推動數字貨幣承擔在計價、支付、結算等方面的貨幣角色，拓寬支付渠道，提高交易效率。

雖然我國數字經濟和平臺企業飛速發展，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也存在著諸多短板與痛點。

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最大隱患。目前我國數字產業的精密傳感器、集成電路、工業軟件、操作系統、數據庫等基礎數字產品和服務嚴重依賴進口。業內專家指出，要著力加強數字經濟關鍵領域和短板領域技術攻關，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維護我國產業鏈安全。

全產業鏈數字化亟待加強。數字經濟伴隨消費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當前企業數字化改造整體呈現“偏消費端”，即“偏產業鏈后端”的特點，企業自發行動，各自為戰，存在低層次重復建設，傳統行業轉型遭遇瓶頸，數字產業鏈不完整，暢通經濟循環還存在諸多難點和痛點。

另外，還存在著企業先進技術發展滯后、國際化發展水平較低等問題，法律法規滯后、治理體系落后也掣肘著數字經濟的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校長張軍表示，立足新階段、新格局、新理念，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著力攻克“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打造5G、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全面提升數據安全水平，加強數字技術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撐作用，營造良好數字新生態。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則認為，發展數字經濟要進一步加快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設施的部署，在這個短板上補上工業互聯網短板；進一步加快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培育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補上智能制造短板；大幅推進數字化國際貿易；全面激活創新，釋放市場活力和創造力，補上新技術或關鍵技術“卡脖子”短板。

中國在數字人才面臨著一個結構性短缺。數字技術的持續進步和實體經濟的數字化改造，離不開掌握數字技術、能夠科學分析處理數據的專業化創新型人才。目前我國不僅缺乏IT工程師、數據科學家、數據分析師、AI算法工程師、產品經理等傳統技術精英，更缺乏跨行業、跨平臺的復合型人才。

業內專家指出，要推進數字教育改革，加快構建數字人才培養體系，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等提供充足人才；推廣應用新一代數字技術，普及數字知識和技能，提升公眾數字素養。

數字經濟人才分工越來越細，需要國家層面盡快出臺專門的人才計劃，通過提升教育培養質量，夯實數字經濟的人才供給基礎。應強化相關應用專業和學科體系建設，完善數字經濟人才與創新基地規劃布局，盡快形成校企合作的持續培養機制，推動數字經濟高層次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同時，人才隊伍建設需要多點發力、互為支撐。突出評價機制的引領作用，靠改革出人才。完善培養體系，形成人才活水。

中科院創新孵化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科創新學院副院長趙全立提出：一是要構架新知識體系；二是要注重模式的“揚棄”。他還在科教融合、產教融合和專創融合等方面，給出了校企協同育人的解決方案。具體說來，就是應采取措施讓院校方的產業研究與趨勢預判能力得到提升，促進教育前置；將場景外求，把人才實踐教學外移到企業中；并且需注重人才在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上的專業培養。

發展數字經濟不僅有利于強化市場動力和產業支撐作用，而且有利于強化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間的紐帶。數字經濟正以磅礴前行之勢，為我國經濟注入強勁動力，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數字經濟的發展包含著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等，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也是新發展動能的主要來源。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今年兩會上建議，要在增強機遇意識的同時樹立風險意識，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矛盾和新問題，進一步推動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形成合力，積極探索創新監管與治理方式，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與合規發展理念，在全社會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認為，面向未來，要發揮數字經濟在新一輪經濟周期中的引領作用，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劃，引導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形成政府與企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合力。加大數字技術研發投入和攻關力度，解決基礎軟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關鍵核心技術問題。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和產業互聯網發展，發揮龍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產業鏈和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提升。與此同時，對數字經濟要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為市場主體提供更多應用場景，創造更大的創新和發展空間。

完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和完善數字技術人才培養體系，加快企業和政府的數字化轉型，提高政府的數字經濟治理能力和數字經濟安全水平，不斷壯大數字經濟，才能最大限度發揮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政府、市場、社會、企業要統一思想，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向前看，往前干，把數字經濟發展向縱深推進，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  

可以預期，數字經濟將為我國經濟發展培育新優勢、注入新動能，提升我國產業鏈競爭力和現代化水平，讓我們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