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7 8:39:59
樂楠?云南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
文/樂楠
責編/王艷玲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工業化所帶來的好處時，全球許多城市都逐漸向均質化和同一性靠攏，這種去地方化的千篇一律的發展模式造成地方性文化式微，本土意識失去活力，城市空間趨于乏味，使城市在全球化過程中被強勢文化所侵蝕，地方性的城市環境受到威脅。
發展創意產業恰好可以減緩全球化、城市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的沖擊，在建立地方特色、地方魅力和地方活力的基礎上，導向文化藝術的發展。這種基于開發在地文化潛力的根植行為相對于引進外資的移植行為，更有利于地方文化的傳承、地方經濟的復蘇和工業產業的升級。
大理古城已然具備了一些激發創意的環境因素，正如大理床單廠藝術區負責人趙渝所言：“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喜歡來大理創作、定居，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這里的自然環境，各個地方的人都覺得這里氣候宜人，相對舒適；其次是人文因素，歷史和民族文化氣息濃重，且鄰近東南亞國家，對于外來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外地人移居這里不會有被排斥的感覺；再次，大理具有一種對精神文化不懈追求的積極氛圍，是一個尊重精神發展的地方；最后，就是藝術家們價值觀的回歸致使?！?/p>
隨著越來越多創意人才的聚集，將逐漸形成理查德·佛羅里達所說的“創意階層”，而這一“階層”的崛起，將對大理古城的可持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創意環境的建構與創意“階層”的崛起
構建一個地方的創意氛圍，其人文“氣候”的重要性甚至大過商業氣候。雖然在弗羅里達的創意“3T”（技術、人才和寬容度）要素中，技術作為重要的一項因素被提出。但是對于大理古城這樣一個歷史文化城市來說，在構建其創意環境的過程中，側重點、建構原則等都有別于大都市，盡可能地滿足創意人才的需要，增強社會寬容度才是最關鍵的，所以古城的人文“氣候”不能喪失。
大理古城的人文“氣候”不單單是指它的文化氛圍，還涵蓋了社會交往等，比如社會關系密度。
社會關系密度除了表明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強度外，還表明了社會關系的和諧與親密程度。大理古城居民之間的日常相處類似于一種“互惠”，它是以贈送、接受和分享為主而形成社會保障或保險的一種形式。這樣的互惠關系不僅建立于親屬、朋友間，還會擴散至任何一個有可能產生互動關系的對象身上。人與人之間相處是輕松的，分享和贈予拉近了彼此的關系，這不僅僅局限于本地人之間，還存在于本地人與游客之間、本地人與創意人才之間，“互惠”的普及使陌生人對古城和居民產生親切感。從而，越來越多的人愿意來大理生活，并享受這里的生活，大理古城人文“氣候”的調控成為吸引創意人才的一個重要因素。
城市的形成、發展、繁榮和衰落都是不可逆轉的過程，人們從鄉村模式轉向城市模式，生活與工作發生分離，意味著人們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權衡這兩者，所以在時間方面人們感到壓力重重，除非徹底擺脫城市生活，否則，這樣的模式永遠無法被逆轉和改變。對于創意階層來說，他們需要一種打破規則的、無時間紀律的創作空間，最好實現生活與工作的彼此相融，有充足的時間安排好身邊的一切，那么，他們可能愿意花費比上班族更多的時間在創作上。
相較于同一時期中國沿海地區的大城市來說，大理古城自然會被貼上“不發達”“偏遠”等標簽，但就“閑暇”一詞來衡量，大理古城的生活卻是城市人所向往的。據筆者統計，大理古城居民平均每周花費28~35小時為了生計，他們有大量的剩余時間用來休閑，以加強家庭之間的聯系、豐富社會生活、滿足精神娛樂。而生活在發達的大都市里的上班族們，每周的上班時間加上必要的家務時間就已經高達60小時，他們無暇顧及與鄰里的關系；他們的社會生活也會變得越來越無趣，因為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漸漸地，他們只偏愛短暫的、能立即帶給人興奮和喜悅的膚淺娛樂；至于精神上的滿足，他們幾乎是完全被動和機械的，焦躁和急功近利的品性很難使他們靜下心來去感受生活。而大理古城居民的生活卻是溫情的，生活賦予他們獨特的生活體驗，展現出都市人所羨慕的工作與愛情、儀式與嬉戲的平衡。
寬容度被佛羅里達作為經濟“3T”的一項重要因素被提出，它決定了一個地方的幸福指數和對“新移民”的吸引力。該地方每年“新移民”數量的多少，以及這些“新移民”身份的如何定位就是社會寬容最直觀的表現。自2012年大理旅游業呈現“爆炸式”發展以后，創意階層的增長速度隨之提升，大理古城的創意業態因此變得多元，從而促進了創意經濟的增長。
這些“新移民”定居大理，經歷從“外地人”到“本地人”身份的轉換過程。他們帶著自己的文化來到大理，被大理本地人所接納，外來文化和本地文化發生交流與碰撞，但彼此之間都不希望被對方的文化所改變。于是，他們秉持著各自的文化信仰共同生活在這里，甚至一起合作，尊重對方文化的同時保護自己的文化不受侵犯。他們以“外地人”自居，但面對來往的游客，他們又以“半個本地人”的身份出現，角色上的轉換體現出大理古城的社會寬容度。
創意為古城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條新思路，它自發的初衷只是為了給一群有想法的人留出小范圍的生存空間，其最終目的也僅僅是想在傳統文化空間中創造出一種現代的新形態文化產品和服務，在舊環境與新事物相互摩擦和碰撞的過程中，成為大眾關注和談論的焦點。它雖然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促進經濟增長卻并非它發展的最終目的。
宏觀視野下的空間拓展
在依山傍水、視野開闊的洱海西岸壩子上，大理古城并不孤獨，曾經形成大理皇都九重城的系統布局大部分都延續至今。九重城（從北向南依次排列）分別是：龍口城（上關）、大厘城（喜洲）、摩涌城、三陽城、北外城、內城、南外城、太和城（太和村）、龍尾城（下關），這些城池與蒼山、洱海共同構成“山、水、城”順應自然、相互調和的有機系統。
從城市起源的雛形來看，古城周邊村寨的布局類似于美國學者泰勒提出的“衛星城”，衛星城旨在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業壓力，圍繞母城修建的具有一定獨立性，但又與母城密切聯系，依托母城發展的小城鎮。
當周邊的村寨共同分擔了古城內部的空間壓力時，古城并未出現“空殼化”現象，其內部空間也沒有因此被閑置或變得消極。大量以創意為主導的商業空間以及少量在地性文化空間和生活空間被存留下來，作為古城中重點保護和培植的對象，創意與在地性文化與生活空間長期的相互調適，使古城在全球性城鎮化所帶來的沖擊下得以緩沖，在傳統空間的現代建構過程中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節奏和頻率，避免了強制改造所造成的不可修復的創傷。
對古城空間中旅游消費空間所占比例的把握，對在地性生產生活和文化交流空間的堅守，以及在物理空間限制的情況下對外拓展“度”的掌握，是創意在大理古城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曾有人對大理古城的不斷翻新重建做了這樣的警告：“大理若攆走了人和文化，再宏大敘事的規劃，也是想得偉大，死得猥瑣?！辈还苁怯慰?、“新移民”，還是本地居民，他們都仰賴于大理古城這個特殊的城市空間，空間中的社會生活，人際關系，文化景觀，人文歷史和創意產品等都是他們所圍繞的重心。旅游業的無節制發展終究會導致這些重心的消解和喪失，人們將面臨無所適從的窘境，然而“創意階層”在大理古城的逐步壯大，控制了旅游業的無限擴張所造成的城市病態（文化式微、人情味喪失、環境惡化、空間錯亂等），創意的發生使人們開始真正理解和重視文化，尊重歷史，為大眾的需求謀利。它將商業、旅游業和文化有機結合，引入了新的產品形態和體驗型文化活動，延續了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古城的歷史文化遺跡，使古城找到了新的出路。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