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5 3:48:54
康小明?文/圖
創新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動力，實施創新發展戰略的關鍵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而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功能于一體的大學則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主體。從世界范圍看，隨著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世界各國都在紛紛提升本國研究型大學系統的綜合競爭力，為搶占新科技革命時代的科研以及人才制高點提供強大的支撐。如何通過前瞻謀劃和系統布局等舉措提升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創新能力，構建世界一流大學體系已經迫在眉睫。
研究型大學及其功能定位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研究型大學已經被公認為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發動機。研究型大學的主要特征為：以與國內外組織保持廣泛而良好的合作關系為基礎，擁有完善的教學及科研試驗設施 （如圖書館、實驗室等）、一流的師資與科研隊伍，以創新性人才培養及科學研究為中心，以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原創性科研成果、多學科系統集成、先進創新文化及優質社會服務的最大輸出為主要目的，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協調發展與社會全面和諧共處提供關鍵人才、核心技術支持及必要社會需求服務的組織，該定義雖然稍顯復雜，但是卻揭示了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那就是人才培養 （教學中心）、科學研究 （科研中心） 和社會服務（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心） 等。
從高端人才的培養功能看，2016年度，中國共有研究生培養機構793個，其中，普通高校的研究生培養機構就占到了576個，占到了全部研究生培養機構的72.64%；從科學研究功能看，中國2016年度的基礎研究經費總額為822.9億元，其中由高等學校承擔的基礎研究經費為432.46億元，占到了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總額的52.55%；從社會服務功能看，2016年度由高等學校向其他機構轉讓的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為360.02億元，占當年全部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11406.98億元） 的3.16%。如果僅考慮事業單位法人實現的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則高等學校所占的比例高達31.32%。由此可見，研究型大學在我國教育、科技和經濟領域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國從1992年開始啟動的“211工程”（面向21世紀，重點辦好一批（100所左右）高等學校）以及1998年開始啟動的“985工程” （以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為目標），都是為全面提升我國研究型大學的整體實力而推出的系統改革工程。在中國頒布的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2006-2020年）》 中，明確提出要將“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在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中也明確提出，要“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壯大創新人才隊伍”“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在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中則明確提出要“建設規模宏大的人才隊伍”、“營造良好的人才發展環境”等。而在2017年頒布的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 中更是明確提出要“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和創新型企業，涌現出一批重大原創性科學成果和國際頂尖水平的科學大師，成為全球高端人才創新創業的重要聚集地。”為了順利實現上述發展目標，同時也為了服務于世界科學中心的戰略目標，中國迫切需要提高包括研究型大學在內的各大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
國際視野下的研究型大學競爭格局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基礎研究取得了飛速發展，但是在基礎研究成果質量和重大基礎研究成果方面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足。根據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 的統計結果顯示，從2005年1月到2015年4月，雖然我國ESI論文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14898454篇），但是仍然離排名第一的美國 （63143934篇）存在不小的差距。而ESI論文引用率則與不少科技發達國家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中國的ESI論文引用率為8.55次/篇，美國為17.12，德國為15.57，英國為17.07，日本為11.64，法國為14.8，加拿大為15.42%，意大利為14，西班牙為12.94）。由此可以發現，我國基礎研究重要成果形式之一的論文質量尚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此外，在基礎性、前瞻性和戰略性的國家需求領域，我國的大學仍然存在著投入強度不足、科研平臺跨學科、跨領域、跨團隊戰斗力不強 （例如國家實驗室的財政支持機制以及科研運行機制就很難滿足其戰略定位的需要） 等問題。
雖然我國的研究型大學自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仍然離傳統的科技教育強國還有很大的距離。從目前世界范圍內幾大典型的研究型大學排行榜的排名情況看，無論是世界大學100強，還是世界大學20強，美國和英國都是全球實力最強的高等教育強國。在ARWU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的簡稱，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由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研究發布，2003年首次發布第一次排名結果）、QS（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簡稱QSrankings，是由教育組織QuacquarelliSymonds （QS） 所發表的年度世界大學排名），USNEWS （由美國權威的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U.S.News&WorldReport） 發布的USNews世界大學排名（USNewsBestGlobalUniversities）、THE （由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 （TimesHigherEducation） 與全球最大的留學服務機構IDP教育集團一起研究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以及NI（由國際知名學術出版機構—英國自然出版集團的 《自然》 雜志推出了世界學術機構排名，包括了大學和科研機構） 等對全球研究型大學的排名中，不難看出中國的明顯弱勢。
在世界大學100強中，無論哪個榜單，美國的大學總數都高居榜首，所占比例最高的是NEWS排名，美國占了51所，即使是最低的QS排名仍有32所。其次是英國，在QS排名中前100強的大學中占了18所，即使在NI （自然指數） 的大學排名中也擁有8所前100強的大學。而中國在全部的大學排行榜中，表現最好的是NI （2017） 大學排名，有15所，表現最不理想的是ARWU和NEWS排名，各只有2所大學擠進了排行榜。由此可見，美國作為世界科學中心和教育中心，短期內還很難有其他國家能夠對其構成挑戰。中國要發展成為世界科學中心和教育中心，必須大力提高大學系統的整體實力。
表2-1：世界大學100強的分布格局 （單位：所）
如果選取世界各大排行榜的前20名世界頂尖大學，進一步分析其分布格局，不難發現，無論是ARWU和QS，還是USNEWS、THE和NI，美國的大學都占據了50%以上的份額，其中USNEWS的排名中，前20名大學中，美國擁有17所；在上海交通大學的ARWU排名中，前20名大學中，美國也占據了16所；在THE和QS的排名中，前20名的大學中，美國也分別擁有15所和11所；最低的NI2017排名中，美國也擁有前20名大學中的10所。由此可見，在研究型大學體系中，美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中國只在NI2017排行榜中，只有4所大學進入了前20強；在大學的綜合實力排行榜中中國則無一進入前20強。
由于自然指數是根據各國或各科研機構每年發表的約6萬篇高質量科研論文的貢獻情況進行排名，而其他排行榜則是根據大學的綜合實力進行排名。因此，自然指數更適合測量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高質量論文產出情況，而其他排行榜則更適合大學的綜合實力排名。中國的頂尖大學目前在以高質量論文為測度指標的評價中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優勢，但是在整體實力方面離世界頂尖大學尚有一定的距離。
表2-2：世界大學和科研機構20強的分布格局 （單位：所）
注：數據來源：http://www.igo.cn/zt/2015University_Rankings/#us
http://rankings.betteredu.net/
https://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generate/All/global/government/weighted_score
世界科學中心與高等教育中心緊密相聯
“科學中心”一詞源于1927年英國科學史家丹皮爾的著作 《科學史及其哲學和宗教的關系》。此后，世界各國學者對于科學中心的研究熱度未曾衰減。其中，影響力較大的，當屬1962年日本科學史學家湯淺光朝提出的世界科學中心轉移規律，也就是科學史上所謂的“湯淺現象”。他對赫龐颯編寫的 《科學和技術編年表（1501-1950）》 以及 《韋伯斯特人物傳記》 進行統計研究后發現，近現代世界科學中心進行了5次轉移：最早是意大利，然后轉移到英國，之后轉移到法國，繼而轉移到德國，接著轉移到美國并一直保持至今。轉移的周期約為80年，并據此預言美國的科學中心地位將于2000年發生轉移。然而，該預言并未成真。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歷程都有顯著標志。第一個世界科學中心產生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 （1540-1620），由于文藝復興和第一次科學革命，既帶來了思想解放，也推動自然科學逐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第二個世界科學中心從意大利轉移到了英國 （1660-1750），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出現了大量領先世界的重大科學成果，以牛頓的經典力學、波義耳的元素說、哈維的“血液循環論”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緊接著，法國開始接替英國成為了第三個世界科學中心 （1760-1840），科學空前繁榮，在數學界、物理學家、化學界和生物學界涌現了一代科學巨人。繼法國之后，德國開始成為了世界科學中心 （1840-1910），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地質學等領域開始居于世界領先地位，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在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領域的獲獎人數遠遠超出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伴隨著美國的崛起，世界科學中心開始轉移到了美國 （1920至今），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全球諸多重要的科學成果都產生于美國，在材料科學、電子及信息科學、生物學、原子能科學以及航空航天科技等領域一直位居世界前沿。自從1945年恢復諾貝爾獎以來，美國的獲獎人數一直穩居世界各國之首，至今仍然是無可爭議的世界科學中心。
按照本-大衛的觀點，科學是一種社會建制，而教育是培養人才的主要場所，其中的高等教育又是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場所。因此，世界科學中心的出現必然離不開教育的繁榮發展，離不開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具有尊嚴、獨立和自由精神的廣大國民。從人類歷史上歷次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過程看，一個國家必先成為教育中心而后才成為科學中心，而且教育中心的持續時間和科學中心持續的時間成正比。例如，意大利的教育中心持續期為120年，科學中心持續期為80年，技術中心持續期為130年；英國的教育中心持續期為150年，科學中心持續期為90年；德國的教育中心持續期為50年，科學中心的持續期為70年。法國是個例外，其教育中心的持續期有180年，但是科學中心的持續期只有80年。
科學中心從一個國家向另外一個國家轉移的過程，往往是后發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然后結合本國實際，加以修正和創新，從而導致高等教育和科學活動中心的轉移，無論是世界科學中心形成所需的人才儲備，還是知識儲備，都離不開一流的高等教育體系。例如美國，不僅繼承了英國優秀的科學傳統以及德國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更是繼承并放大了德國的研究型大學體制。借助二戰帶來的契機，美國不僅引進了大量的高級科學人才，而且為這些科學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最終使得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教育中心和科學中心。
科技發達國家提升大學競爭力的重大舉措
為了提升本國的科技競爭實力，進入21世紀后，包括美國、英國和德國在內的世界主要科技發達國家都在紛紛通過多元化的政策舉措，進一步提升本國的大學競爭力。
2006年2月，美國政府發布了ACI即 《美國競爭力計劃》，主要目標是通過強化從幼兒園到高等教育機構的數學、科學和外語教育與研究，增強美國的教育基礎，從而達到提高美國競爭力的目的。同年9月19日，美國高等教育未來委員會出臺了《領導力的考驗：規劃高等教育未來》，指出美國高等教育需要以顯著的方式加以改善，從而完成“從一種主要以聲望為基礎體制向以效績為基礎體制的轉變”。9月26日，《美國高等教育行動計劃》 出臺，該計劃規劃了未來10年至20年美國高等教育走向，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績，以及人們測量這種效績的能力。這些計劃將使高等教育成為學生、家長、企業領袖和納稅人都更加容易進入、支付和承擔責任的事業。此外，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先后在2009年、2011年、2015年聯合發布 《美國創新戰略》，其中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內容包括：培養高素質人才，打造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人才隊伍；改革移民制度，開放高技能人才簽證限制，以留住美國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高技術人才和為美國做出突出貢獻的移民掃除障礙；此外，美國還提出加大全社會研發投入，力爭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3%等。
從2003年1月至2016年5月，英國陸續發表了《高等教育的未來》 白皮書、《崇高志向：知識經濟中的大學未來》 《以學生為中心》 《知識經濟時代的成功：卓越的教學、社會流動和學生的選擇》 等白皮書，提出自由與撥款制度，給高等院校充分的自由和資源，促進知識向財富的轉化；建立透明的高等教育市場化體系，增加學校的良性競爭，增強為學生的服務意識，提高教學質量；維護學生作為高等教育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建立適應新目標的官立框架，保障學術自由；8提出改革研究和創新服務體系，建立獨立的研究和創新機構—英國研究和創新委員會，負責研究和創新方面的撥款，維持每個研究理事會和創新委員會的獨立身份和單獨預算。
為了提升德國在科學研究領域的吸引力和國際競爭力，德國也在不斷強化其高等教育質量。2002年，德國設立了青年教授席位制度，并在2004年12月通過新的 《高校框架法》 修訂條款，支持青年學者趁早開始獨立教學、科研和指導博士生，青年教授期滿后可申請終身教授；德國聯邦政府還與16個州政府于2007年8月簽署了《高等教育協定2020》，在2007-2020年間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資讓高校增加學習位置，改善教學條件，同時還為高校已經獲得德國科研協會資助的科研項目提供額外的項目經費，以實現擴招和提升高校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的發展目標。2008年德國還出臺了《青年科學家培養報告》，強調“為德國的青年科學家創造最佳條件”，建立專門的咨詢委員會，為青年科學家培養和成長擬定制度框架。此外，德國還出臺了包括“國際化戰略”文件（2008年） 《國際合作行動計劃》 （2014年）、《歐洲研究區戰略》 等戰略措施，積極參與歐盟科研創新合作，大力推動大型科研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等。
中國提升大學創新能力的出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五四”青年節和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校慶之際，與北大師生座談時指出：“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志。今天，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要，對科學知識和優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
“國勢之強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學”，為了更好地助力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迫切需要全面提升我國研究型大學系統的創新能力。在借鑒世界科學中心轉移規律以及科技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應從如下方面著手完善相關的制度安排。
（一） 完善大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體系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社會即將邁進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將數字技術、物理技術、生物技術等有機融合在一起的新型技術革命，將呈現出深度網絡化、生態化、智能化和生產組織分布化等產業特征，對人才的需求以及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也將提出更高的要求。為了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挑戰，一方面應該鼓勵推動研究型大學進行院系改革、完善課程體系，大力推動學科融合，積極培育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另一方面需要不斷發揮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在創新人才培養中的作用，充分實現人才培養的多樣性和個性化的有機統一，為將學生培養成具備獨立思考、自主學習、自由探索、勇于創新等優秀品質的創新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
（二） 推動基礎教育從應試教育素質教育的混雜狀態向創新教育轉型
基礎教育承擔著為高等教育輸送高質量生源的職責。只有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始重視創新人才必備素養的培育工作，才能為高等教育輸送大批高質量的優秀畢業生，進而為提高研究型大學的創新能力、提高全體國民的創新素養、提升國家和民族的創新實力提供堅實的支撐，最終為如期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我國正在推動基礎教育從傳統的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全面轉型，但是由于受選拔機制不完善、培養體系不健全、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稀缺等因素的制約，仍然存在著“素質教育搞得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搞得扎扎實實”的怪象。為了適應人工智能社會的人才需求，全面提升學生的“三創能力”（創新、創業、創造），必須加速推動我國的基礎教育從當前應試教育、素質教育的混雜狀態向創新教育轉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提升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
（三） 優化研究型大學科研績效的評價機制
為充分發揮大學系統中研究生群體大、學科覆蓋范圍廣等優勢資源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同時也為充分發揮科學研究活動在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作用，應該鼓勵大學更多地從事基礎研究活動，適當降低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活動的比重。為此，需要進一步完善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績效評價機制。首先，國家應加大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確保大學系統能將自有探索型的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實現有機地結合。其次，應將大學系統中的研究生培養與基礎研究領域的科研經費直接掛鉤，研究生導師應該用基礎研究課題經費承擔一部分研究生培養成本，同時為研究生提供參與科學研究的實踐機會。此外，應該在大學績效評價機制中弱化試驗開發經費所占的比重，適當降低應用研究經費所占的比重，提高基礎研究經費和成果在整體績效評價機制中的比重。通過激勵和約束并重的方式，穩步提升大學內部R&D經費中的基礎研究經費比重，更好地服務于大學系統中創新人才培養的內在需要。
（四） 注重需求導向，全面提升社會服務創新能力
大學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傳統職能不僅滿足著大學自身發展的需求，同時還需要通過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不斷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通過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活動促進全社會知識創新體系和技術創新體系建設。通過科技成果產業化推動“產學研”結合，為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提供合作與支撐平臺，通過創新型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提高其他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與核心競爭力等。隨著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的發展趨勢日益明顯，大學的科學研究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應該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為此，一方面，在繼續推動大學引領全國原創性的基礎研究工作的同時，鼓勵并支持大學與企業實施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共同從事技術集成創新以及國外先進適用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承載著國家戰略目標功能的國家實驗室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最后，應鼓勵并支持大學發揮學科交叉、人才匯聚和國內外學術交往頻繁等優勢，推動大學的創新能力向全國和區域范圍內的輻射和轉移。
（五） 完善大學和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機制
為了充分發揮科研院所、大學和企業等創新主體的比較優勢，亟需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并完善科研院所、大學和企業等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機制。建立共享的制度途徑有三：一是從制度層面確保政府科研機構的科研裝置和科學儀器設備能夠在不同部門所屬的政府科研機構之間共享，同時向大學系統有效開放，使得政府科研機構在開放共享其科學儀器設備時既有必要的約束，也有足夠的激勵；二是鼓勵大學中的教學科研人員與政府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能夠交叉任職，充分發揮二者之間的比較優勢；三是大力支持大學和政府科研機構聯合培養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研究生，以充分發揮政府科研機構的科研課題和科研裝備優勢，同時也能充分發揮大學中豐富的研究生資源優勢。
1本文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373257）資助。 2呂春燕，孟浩，何建坤，研究型大學在國家自主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分析，《清華大學教育 研究》，2005（5）. 3數據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6）》，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 4閆鳳橋,本-大衛對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制度分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 5姜國鈞，論教育中心的轉移與科技中心轉移的關系，《外國教育研究》，1999（4）. 6遲景明，科學中心轉移與高等教育中心轉移之間的關系，《教育科學》，2003（6）. 7王雪雙. 英國高等教育與科研體系改革趨勢——《知識經濟時代的成功:卓越的教學、 社會流動和學生的選擇》白皮書述評[J]. 世界教育信息,2017,30(07).
康小明? ? 中國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界著名創新人才培養專家、北京大學教育管理學博士、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訪問學者，師從世界一流的教育學家MartinCarnoy。歷任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所長助理、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教育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創新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長期從事創新發展政策與創新人才培養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