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8 3:33:50

文/劉晗
責編/王艷玲

楊絳曾把讀書比作“隱身”的串門，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攪擾主人，翻開書面就闖進大門，翻過幾頁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經常去，時刻去，如果不得要領，還可以不辭而別，或另請高明，和他對質。毛姆的讀書隨筆集《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就是如此，不過他的拜訪既無儀式感，也沒有請教尊崇之意，倒是頗有些私人偵探的意味，從眾所周知的作品深入到作家不為人知的經歷和個性，再由此轉向其作品人物和情節“對號入座”，從而寫就一本“八卦”之書，一眾“文壇大咖”在他的調侃中被拖下神壇，他們在小說中批判人性，到頭來卻被生活算計，風光掩蓋之下跌跌撞撞。

在毛姆看來，小說的目的在于給人以愉悅，如他所說的，“培養閱讀的習慣能夠為你筑造一座避難所，讓你逃脫幾乎人世間的所有悲哀”。讀書堪稱性價比最高的享受，翻開輕薄的忘憂門，喧囂漸進靜默，唯有書中是清歡。在有限的生命之中享用無盡的書單，看上去興奮又憂傷。雖有諸如“跳躍式閱讀”“小說節選”這樣節省時間又不錯過精彩的方法，甚至有技藝老道且諳熟讀者心理的匠人將作品中那些繁冗的部分去掉，保留精華的核心要義，讀者便能最大限度享受閱讀的歡愉，但是極少有小說經得起如此去粗取精。這個問題也曾困擾過毛姆，“我也想找到這么一本書，它能夠讓我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疑問。那樣我就可以在解決了一切疑問后，放手去構建自己的生活模式。”

誠然，世上沒有一本一勞永逸的書，但是盡享故事的樂趣卻可以實現。愛聽故事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口傳文學的歷史，為了吸引讀者的目光，作家排兵布陣縝密地經營著文本，以贏得讀者經久不衰的興趣為最高使命使出了渾身解數。小說家不僅是寫作匠人，也是雜家，以他們廣博的經驗，只需淺嘗輒止即可在想象和創造的渲染下傳達事物的精妙之處，但他們又是固守己見的偏執狂，小說中的人物幾乎都來自于個人經驗或者交往史上擦肩而過的路人。身為寫作者，毛姆自認為作家在創作中營造的神秘感無疑是讓讀者身臨其中、信以為真；為了擴充篇幅，他們慣用的手段即是在小說中插入另一個小說，如此筆法無益于推動故事情節進展。

“毒舌”毛姆如此戳穿作家的伎倆和創作的捷徑源自他龐大的閱讀量，對于作家優劣勢的評論往往一針見血：莫泊桑小說最大的優點在于弱化敘述，與此同時也暴露了缺點，他筆下的人物缺乏個性化的心理獨白；契科夫雖才華出眾，唯獨缺乏虛構故事的天賦，但他在生活戲劇化上頗有獨到之處，而且長期為報紙雜志供稿的經歷練就了他在有限篇幅內抓住讀者的本事。

作為創作者，毛姆倡導讀者即是書的最終評判者，對書的偏好因人而異，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是沒有瑕疵的，就算是文豪也有失控時，福樓拜《情感教育》中的人物毫無個性難以卒讀，亨利·詹姆斯的小說中所有人物都千篇一律以作家自己的口吻和腔調發聲。如果通篇溢美之詞，那么批評還有什么意義可言？

毛姆對作家又愛又恨的揚棄態度，即是洞察到了作家在文本之外的另一個形象和氣質，小說中的主人公有時和作家本人的觀念如影隨形：福樓拜就坦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本人”；巴爾扎克探尋人類的拜金和貪婪欲望，生活中的他不惜透支信用維持著奢靡；托爾斯泰生性多疑，思想偏激，版權糾紛、家庭矛盾讓他不得不離家隱居，《戰爭與和平》中的彼埃爾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是他的縮影。也有主人公與作家的形象相悖的情況，越是強硬自負，越是掩蓋缺憾，過度的言辭無異于欲蓋彌彰。陀思妥耶夫斯基品性和行為與其作品大相徑庭，司湯達為了滿足虛榮心，虛構生平，以立下赫赫戰功的功臣自居，對容貌和外形的自卑并不妨礙他融入貴婦人沙龍，《紅與黑》中的于連就是他期待自己成為的那種情場高手。

一個作家寫出怎樣的作品取決于他是什么樣的人。和托爾斯泰一樣，作為不可知論者的毛姆始終相信，順應天性即生命之美，寫作者既然不能擺脫宿命的磨難，也無法甩開生活的鐐銬，扭轉性情之悲哀，唯有潛入避難所，不求聲求氣應，只愿短暫逃離進退維谷的世間。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