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7 7:12:58

文／《中國周刊》記者 劉霞
責編／劉霞

東西：讓“相思湖作家群”充滿生機

2017年12月28日，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公示了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入選名單，廣西民族大學東西入選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

東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生于廣西天峨，廣西民族大學文學影視創作中心主任，碩士生導師，廣西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與廣西作家鬼子、李馮并稱為“廣西文壇三劍客”。

上世紀80年代，作家是一個神圣的職業。人們除了閱讀，沒有更多的精神食量可以享用。所以崇拜作家，這是東西想寫作的原因之一。東西讀的是師專，畢業后要分回家鄉當教師，只有寫作才可能改行，才可能離開偏遠的縣城。那時的東西，一心想去到外面的世界，因此他開始發表作品。

《把嘴角掛在耳邊》，寫的是未來世界人類已經不懂得笑了，需要有老師專門輔導怎么笑。《請勿談論莊天海》寫誰都沒見過莊天海，但他卻像影子一直伴隨著我們。《痛苦比賽》寫在一個沒有痛苦的世界，美女征婚的唯一條件就是誰痛苦就嫁給誰。《沒有語言的生活》中父親是盲人，兒子是聾人，兒媳婦是啞巴，他們利用彼此的健康器官達到了有效的溝通，讓那些耳聰目明的人頓感無語。

東西的文學創作獲獎無數。1998年，他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獲得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天上的戀人》獲得第十五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長篇小說《后悔錄》分別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2005年度小說獎”和《新京報》“2005年度好書獎”；他還獲得“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2015年出版《篡改的命》，獲得第六屆“花城文學獎·杰出作家獎”，被《華夏時報網》評為“2015年華夏年度十大好書”，入圍《新京報》2015年年度好書。

從1995年的《耳光響亮》到2005年的《后悔錄》，再到2015年《篡改的命》，東西基本保持了10年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速度。他說，十年出一部長篇，在這個一切皆“快”的時代，確實有懶惰的嫌疑。但是，他喜歡這樣的節奏，原因是自己需要這么一個時段，讓上一部長篇小說得以生長，而不想在它出生后不久，就用自己的新長篇把它淹沒。他認為，寫長篇就像種樹，它需要“養護”，需要夠多的肥料、陽光、雨露以及風霜的滋潤和折磨。

2005年，東西調入廣西民族大學，成為駐校作家。當時，中國各地高校正在形成駐校作家制度，一大批知名作家走進校園。

美國有評論家說，“一個駐校詩人勝過多少個教授”。這種制度的成效頗為顯著，活躍于美國當代文壇的作家、詩人、劇作家和評論家，許多都出自各大學的這種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在中國，作家王蒙2002年受聘出任中國海洋大學教授、顧問、文學院院長時，就向校方提出聘請駐校作家，讓他們在海大進行創作及開展教學交流工作。在王蒙的引薦下，畢淑敏、遲子建、張煒等作家先后受聘于海大成為駐校作家。此后，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名校都陸續引進駐校作家制度。

作家走進校園有什么好處呢？東西認為，作家在校園的環境里能堅持他的創作，“當時有個口號：5年內，如果作家還是作家，引進就是成功的；如果作家成了優秀的教師，那么引進就是失敗的。為什么這樣呢？因為學校不缺教師，缺的是作家。作家就是要有作品出來，要有時間保障他能搞創作。”

“作家到大學里，最根本的是推動文學教育的深化和普及。”東西說。他認為，如果把寫作比喻為做木工，那作家就是木匠。木匠講的是直接經驗，學生們更容易聽得懂。好的作家在學生中就是一個寫作榜樣，而榜樣是可以模仿的。所以，駐校作家制度，學生是直接受益者。學生受益，高校就受益。另外，作家授課時會不斷地充實和更新知識，這使作家的思維不板結。而在與學生的交往中，也能讓作家保持初心。“如果有思想的激蕩，那是這一制度最大的收獲。”

東西坦言，廣西民族大學對創作很重視，1996年就提出了“大寫作”的概念，既包括了所有文本形式和體裁的寫作，同時，更提倡寫作的人文性，以“立人”為目標，“作文先做人”，將寫作提升到既強調知行合一，更強調主體品格鍛造的高度來認識。

廣西民族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形成了一個作家群，這一批作家隊伍被中國評論界稱為“相思湖作家群”，他們有的在國內具有知名度，有的是廣西文學創作隊伍的中堅力量，而東西、凡一平、黃佩華等，正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凡一平為電影《尋槍》、《理發師》的編劇）。

除了文學創作，包括將作品改編成影視劇，東西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帶研究生和搞大講座。“除了我們自己講，我們還請了全中國著名的作家，或者全世界有名的漢學家來講，這一塊是民大最突出的。比如我們請了余華、韓少功、劉醒龍、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宇、著名文學評論家閻晶明、陳曉明、張清華、謝有順，還有《收獲》《人民文學》《花城》《作家》《散文》《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文學期刊的的編輯到校，舉辦‘名家、名刊走進民大系列講座’。這些人進來之后，形成了一個很好的氛圍。學生聽余華講一個下午，可能比其他老師講三天都有用。”

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通過這些活動，對學生的寫作熱情產生了積極影響，學校有二十幾個學生的作品發表在了省級以上的刊物上。東西所帶兩個研究生的詩歌作品，今年6月發表在《人民文學》上，他們已躋身90后作家的代表。今年《作家》雜志又推出“廣西民族大學創意寫作”專輯，發表了十幾個學生的作品。

“所以，這樣的活動是有效的。”東西稱。

“我們還有一個活動是指導文學社創作。到目前為止做了14屆‘相思湖文學社’現場作文大賽。全區高校的大學生在同時段進行同主題的創作，參加的人數累計有十多萬人次。我們雖然立足于廣西民族大學，但活動輻射到全區高校。這些作品中好的，我們就推薦發表，還集結出版，目前已出版過兩本。”

東西認為，駐校作家進入校園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國際交流。“因為我們自己的作品要翻譯出去，我自己的作品現在已翻譯成英文、法文、俄文、瑞典文、越南文、日文、韓文，這樣的過程其實相當于我們又擁用了一支漢學家隊伍。”

在2017年6月于廣西民族大學召開的“東西作品國際研討會”上，包括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漢學家羅鵬（余華《活著》英文版翻譯）在內的，來自美國、韓國、捷克的著名漢學家相聚相思湖畔。“我們的學生可以直接面對全世界的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這在廣西高校是絕無僅有的。”東西感嘆。據他介紹，今年下半年他們還將邀請俄羅斯的漢學家和出版社來和學生們談中國文學在俄羅斯，同時，還會請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主任跟學校文學院對接，談合作和華語文學的發展。

歷屆民大領導對寫作的重視也令東西充滿了感激。“學校給我們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比如對文學、文藝創作作品等納入科研獎勵的范疇，而很多別的大學是沒有這樣的做法的。這對創作和勞動是承認的。同時，學校領導理解創作，不必要的會議就不必讓我們參加，在考核方面區別于一般科室，給我們一定的創作自由和自主權。”

對東西來說，駐校作家是作家最好的歸宿。

張旭：構建外語學科新方向

2016年，廣西民族大學面向全社會公開招聘外國語學院院長。經過報名申請、資格審查、競聘演講、考察和公示等環節，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先后執教于長沙鐵道學院、中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和福建工程學院的張旭教授于2016年11月底被任命為民大外國語學院院長。

前不久，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議通過并發布了《學位授權審核申請基本條件》。文件規定，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點“至少涵蓋本學科外國文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翻譯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國別與區域研究5個主干學科研究領域中的3個”。

這一規定透露出一個信號，即我國外語院校沿用了幾十年的外國語言文學的學科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現在標舉“外國文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翻譯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和“國別與區域研究”， 意味著外國語言文學開始跳出從前以國別、語種為界限的學科（如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格局，進入跨語言、跨國別、跨文化、跨學科的外語學科新格局。

面對這一根本性的變化，作為一院之長的張旭，也在對外語學科建設的新方向進行新的思考和規劃。

“自2014年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獨立出去后，外國語學院現只有英語、法語、翻譯三個本科專業，且我們的人才培養模式相對單一，無法滿足學科建設的需要。因此，在專業建設方面，我們將借力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在夯實現有本科專業基礎的同時，新增商務英語方向，努力籌建阿拉伯語本科專業，這樣我們的語種就更加齊全，而且也更具針對性。在研究生培養層面，我們將發揮現有的師資優勢，尋找新的突破，2017年底成功地申報了翻譯學二級學科博士點。”張旭說。

“雙一流建設”是當今國內高校建設中的一個時髦詞語，同時也是眾多院校全力拼搏的目標。張旭表示，廣西民大目前在自治區內高校的綜合實力排位相對靠前，爭創一流大學也是學校“十三五”規劃中的重要任務，同時外國語言文學學科是學校四個一級學科博士點之一，也是自治區一流建設學科，“爭創一流自然是我們責無旁貸的重任。”

這些年來，張旭始終認同一個說法：“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學科。”同時，他堅信一個學科的發展離不開三大因素：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學科帶頭人，穩定的學科團隊，可供其成員發表作品的學術陣地。而且上述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否則就注定該學科發展不會健全。而在學科建設中，人的因素又最為關鍵。一個優秀的學科帶頭人往往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盤活一個學科。因此，在張旭的規劃中，始終會把人才因素放在中心位置。

張旭坦承，廣西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起來，有區位上的劣勢。要讓人才“走出去”，就是鼓勵并支持現有的師資隊伍出去讀博、深造。而這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有學校的全力支持。另外，在人才使用和激勵方面，張旭認為，引進人才固然重要，但用好人才并充分調動各自的積極性更為重要。“為此，我們首先要讓各位高層次人才看到希望，因為只有看到希望，他們才會有所展望，這樣才能確保他們樂于奉獻，勇于拼搏，開拓創新。”

作為博士生導師，張旭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與跨學科研究，興趣兼及英美文學、史學等，在翻譯教學和翻譯史研究領域成果頗多。

在張旭看來，翻譯在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表達問題，要有文體、風格的意識，要熟悉并且把握學術語言規范等其他諸多方面，因此翻譯活動對于譯者的中英文功底和文化修養要求都很高。

張旭著譯頗豐，在湖南、福建、廣西任教期間，先后有《中國英詩漢譯史論》《跨越邊界：從比較文學到翻譯研究》《林紓年譜長編》《近代湖南翻譯史論》《陳寶琛年譜》等學術成果。

張旭著眼于現代理論界，結合自己近年的幾個研究個案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開始探索翻譯史研究的若干新途徑。

2017年4月，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臨廣西考察時提出，廣西有條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廣西要打造好向海經濟，寫好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

張旭將目光放在了廣西合浦。合浦縣位于廣西南部，北部灣畔，南流江入海口，“它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之一，比泉州還要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合浦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連接點，當時陸路從長安（現西安）出發，經河南、湖北、湖南，再從湖南入湘江，到廣西經漓江、南流江，到合浦，通過合浦港揚帆出海，開啟海上絲綢之路。

在廣西北海市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合浦漢墓群中出土的波斯陶壺、紅花瑪瑙串珠、粉色琉璃串珠、琥珀等一一在列。這些都是東南亞、南亞、西亞和地中海等地區輸入的舶來品，見證了合浦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對外通商歷史。

張旭認為，合浦可挖掘的東西太多。“走在絲綢之路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語言不通，這就涉及到翻譯。我現在找到最早的《漢書·地理志》中的文獻，上面記載當時的人們到了印度洋之后，因語言不通無法再往下走了。所以我目前正在挖掘這一塊，想做一部廣西翻譯編年史。這個項目目前學校已經重點立項。”

同時，今年7月，張旭所在的外國語學院申報的校級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翻譯文獻整理研究中心也正式得到學校的立項資助。

張旭認為，翻譯作為跨語言與跨文化的活動，是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途徑。下一步，他想發起成立一個中國翻譯史研究學會。“近年來中國的翻譯研究多是引用別人的理論，但是中國翻譯史這一塊是我們獨家看門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把它整理出來，是完全可以和國外對話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為世界知識寶庫貢獻中國智慧。”

韋樹關：為民族語言“立言”

1983年，廣西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專業開始招收本科生。那一年，18歲的韋樹關考取了首屆壯語專業。畢業后他從全校27個人中脫穎而出，考進了中央民族學院研究生部，于壯侗語族語言文學專業繼續深造，專攻壯漢語言比較研究。為此，學校還專門獎勵了他100元。而那時，一個畢業生的工資也僅只有58元。

1990年，碩士畢業的韋樹關回到母校廣西民族大學。1993年9月至次年6月，他作為互換教師赴越南河內外語師范大學講學。為了與當地人交流，韋樹關開始學習越南語。由于沒有基礎，入門比較困難。但他沒有退縮，堅持每天去市場買菜，用越南語與老板聊天，回來后翻閱相關書籍鞏固知識。靠著點滴積累，三個月后，韋樹關已能跟越南人進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了。

初接觸越南語時，韋樹關隱約感到它和壯語有聯系，壯侗民族與越族的祖先都是西甌和雒越，越南語和壯語在語法上也很相似，兩種語言都有大量漢語借詞且讀音相近。帶著濃厚的興趣，韋樹關不斷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以壯侗語研究為基礎，伸出兩翼，進行平話方言研究與東南亞語言研究。

研究民族語言，就必須下田野采集第一手資料。韋樹關曾跑遍廣西壯語9個土語地區，調查研究少數民族地區說普通話存在的問題。他在每個地區設點，對不同地區人的發音進行錄音，以此了解壯族人說普通話存在的具體問題，從而做針對性的研究。他根據材料完成了《壯族人學習普通話語音難點突破》一書。

2004年，韋樹關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廣西瀕危語言個案研究”子課題“京語研究”的研究工作。為收集詳實的第一手材料，他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多次到“京族三島”進行調查。調查中，他發現全國兩萬京族人中會說京語的不到7000人。如此瀕危的語種，要找到一個民族意識感強且發音標準的人并非易事。發音人的文化水平不能太高，避免與家鄉傳統文化聯系斷層；但也不能太低，一般是尋找初高中文化水平的當地人。語言收集過程枯燥漫長，京族人沿海而居，經常出海，發音人少有能堅持下來的，這為調查帶來很大的困難。但功夫不負有心人，調查完成后韋樹關根據材料寫成《京語研究》，全書80萬字，是國內目前京語研究領域最有影響的專著。

一次韋樹關帶著研究生到融水縣做調查時遇到縣城發大水，街道被淹，只能靠船出行。加上停水停電，他們餓著肚子，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吃到飯。“困難已是家常便飯，克服一下就行，只要調查能夠順利進行。”韋樹關感慨地說。他在田野總能跟當地人打成一片，自然溝通。“韋老師是到一個山頭唱一個山頭的歌，各種方言都會一點。”學生樊蘇樂說道。

2012年11月起，韋樹關開始擔任文學院院長，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壯語文）專業是廣西民大文學院的特色專業。2013年，文學院獲得博士點授予單位資格，壯語文特色專業可謂功不可沒，它給學校的博士點建設增添了更加濃郁的民族文化色彩。

經過多年建設，該學科現為學校3個博士點的二級學科之一，形成了以壯侗語族語言文學研究見長的學科特色。現有壯侗語族語言研究、中國與東南亞跨國民族語言比較研究、民族民間文學與民族作家文學研究、廣西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研究等四個相應固定的學術研究方向。韋樹關認為，廣西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自治區，也是壯侗語族的大本營，有十分豐富的語言、文學、文化資源。挖掘、整理和研究這些珍貴的資源，不僅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也利于少數民族人才的培養。

韋樹關在古壯字、喃字等“類漢字”方面也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類漢字，也叫漢字系文字，是指歷史上一些民族利用漢字及其偏旁，仿造漢字造字方法創造出來的方塊文字。在中國南方，10多個少數民族在漢字影響下創造了類漢字，主要有古壯字、古布依字、古侗字、古仫佬字、水書、古毛南字、古苗字、古瑤字、喃字（京族）、古哈尼字、古白字等。南方少數民族類漢字所記載的文獻，涵蓋了這些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記載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韋樹關2016年申報的《南方少數民族類漢字及其文獻保護與傳承研究》項目，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通過田野調查和文獻梳理，掌握南方少數民族類漢字的傳承現狀，進而分析南方少數民族類漢字傳承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保護對策和建議。

韋樹關稱，本項目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運用數據庫技術，建設南方少數民族民族類漢字文獻數據庫，實現這些文獻的數字化、可讀化，使南方少數民族類漢字文獻真正成為中華大文獻、大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南方少數民族類漢字及其文獻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十多年來，韋樹關一心走在民族語言研究的道路上，并取得豐碩成果。已出版專著6部（獨著2部），辭書2部，發表論文70篇，承擔科研課題12項（其中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大項目1項、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項，主持省部級項目4項）。科研成果獲省部級獎一等獎1項（第二作者），二等獎2項；教學成果獲自治區級教學成果一等獎1項。

2013年，韋樹關被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聘為“廣西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特聘專家，這只是他為地方文化建設提供的眾多智力服務中的一項。而這，對于一個常年腳踏土地的民族學研究者而言，是一項無上的榮譽。

雷福厚：腳踏實地搞科研，一心一意育人才

潛意識里，化學教授都是不修邊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另類人群。但面前的雷福厚衣著得體、語速適中，精神煥發。很難想象這個儒雅的知識分子竟然是理工科的教授，而且每天都和實驗室那些帶著刺鼻氣味的試管和裝著各種試劑的器皿打交道。

1998年，33歲的雷福厚來到廣西民族大學化學化工系工作。這個湖北土家族男子帶著家眷自此扎根廣西。2000年任化學化工系副主任，2001年獲得教授職稱，曾是廣西民族大學最年輕的教授。2003年化學與生態工程學院成立，雷福厚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這個院長一當就是9年，2012年雷福厚調任科研處處長，2017年離任，在教學與管理雙肩挑崗位任職18年。

除了身兼教學與管理，雷福厚還有多個學科職務身份：廣西民族大學“化學工程與技術”一級學科帶頭人，廣西林產化學與工程重點實驗室主任，廣西林產化學與工程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東南亞特色生物質資源高質化利用聯合實驗室主任，還擔任中國林學會林產化學化工分會常務委員，中國化學會理事會理事。

雷福厚說，我們搞科研不是單打獨斗，而是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堅持“腳踏實地”的發展思路。所謂“腳踏實地”，就是面向本學科科學技術前沿開展研究，圍繞國家、廣西重大科技需求，不斷創造國內外高水平成果，切實解決廣西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技術問題，服務于廣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在開展學術研究提升個人科研能力方面，雷福厚以身作則，起到了表率作用。他在松香松節油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主持完成國家、廣西科技項目各級各類科研課題20余項，公開發表論文80多篇，其中50多篇被SCI、EI收錄，申請發明專利15項，獲授權專利8項；獲得第八屆梁希林業科學技術獎二等獎1項，廣西科技獎2項。完成的科研課題在企業成功應用，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985年參加工作的雷福厚，至今已經在教師崗位上奉獻了三十多個春秋。講臺下，年年都是新面孔，不變的只有雷福厚那顆赤誠的心。時代在變，學生的素質、心理和接受能力也在變，如何將這些看似枯燥的學科知識以一種學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傳授給他們卻是雷福厚永遠都在思考探究的課題。

雷福厚承擔《高分子化學》《林產化學工藝學》《功能高分子材料》等課程。化學類專業實踐性很強，傳統的教學理念重理論輕實踐，實踐環節少、形式單一、手段落后。為此，他致力于在學生中建立理論和實踐并重，創新來源于實踐的理念在課程教學中注重教學內容的更新，結合自己在科學研究中了解的學科前沿和取得的最新成果引入到課堂教學，這些做法激發和鼓勵了學生的創造思維和求知欲望。

2011級應用化學專業的學生黃劍波說，“雷老師的課沒有同學敢打瞌睡，因為老師的講課思路環環相扣，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節奏了。走神的時候最怕雷老師的即興提問了。”

2008年國家正式批準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提出優先重點發展14個千億元產業和大力發展4大新興產業，工業產值達2700億元的欽州石化產業園等一批特大型企業相繼開工建設。廣西民族大學的化學、應用化學、化學工程與工藝等專業存在的“人才培養目標模糊、專業基礎薄弱、學生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亟待提高”等問題日益突出，原有的課程體系已不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鑒于此，雷福厚帶領的“面向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的化學化工類專業課程體系的優化與實踐”課題組對化學化工類專業課程體系進行了優化和實施，設立特色鮮明的專業方向及課程體系。以“為廣西經濟發展培養具有一定研發能力的應用型化學化工人才”為目標；以“專業對接產業，課程內容對接教師的科研成果”為策略；以“循序漸進與質量優先，專業優勢與持續發展，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為原則，根據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人才需求，優化了課程體系與人才培養方案。該項目2009年獲得自治區教改工程立項，并獲得2012年廣西教學成果二等獎，2017年獲得廣西教學成果獎一等獎。

教書育人，要剛柔兼濟。“老師要把學生看作自己的孩子來教育，要關心他們的思想、生活和學習。我們的碩士研究生每周不是五天工作制而是六天制，許多研究生周六依然會在實驗室里做實驗。”雷福厚說。“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這句名言是雷教授對學生講得最多的。辛勤的耕耘換來了豐收的喜悅。2010年10月，雷福厚指導的本科生設計獲得“仲遠杯”華南地區化工設計創業大賽銀獎1項，2005年以來，指導的本科生畢業論文獲得廣西高校化學化工類論文及設計競賽一等獎6次，二等獎3次；培養博士、碩士50多人。雷教授高度的責任感，嚴謹的治學態度，腳踏實地的科學創新精神，深得學生敬愛，2014年被評為廣西教學名師。

作為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雷福厚無論是對所處社會環境的解讀還是對工作和人生的思考都帶著時代的印記。作為學科帶頭人，雷福厚常常要求自己，盡量不要給老師們增加煩惱，不搞內耗。大家一心一意地做事情、謀發展，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事業留人，環境留人”。

在很多場合，雷福厚都不斷復述著這樣類似的話，并自豪于他的學科團隊，雷教授2010年牽頭申報并獲得了化學工程與技術為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2011年牽頭申報的“化學工程與技術”一級學科博士點獲得廣西教育廳“十二五”博士點建設規劃立項。經過六年的建設，以雷教授為第一學科帶頭人申報的“化學工程與技術”一級學科博士點于2018年通過國務院學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認定，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該博士點的獲得使全國30多所民族院校理工科博士點獲得了零的突破，雷福厚為廣西民族地區高層次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伍廣津：讓龍舟精神在民大傳揚

一條龍舟，承載著歷史與文化，劃過了千年時光，更從中國劃向世界，展示著中華傳統文化的風采。

“入水！”一聲令下，隊員們奮力劃槳，動作整齊劃一，堅實的肌肉隨著動作一起一伏。龍舟猶如離弦的箭，在碧波蕩漾的相思湖上來去如飛，激起陣陣波濤。

這是廣西民族大學龍舟隊訓練的一幕。

伍廣津是龍舟隊的主教練，也是廣西民族大學體育與健康科學學院院長，教授，民族傳統體育學科帶頭人，碩士生導師，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賽艇龍舟分會副秘書長，曾獲得“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先進個人”稱號。28年前，就是由他創立了廣西民族大學第一支龍舟隊，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與龍舟結下了不解之緣。

說起龍舟隊，伍廣津總有說不完的故事。

廣西民族大學龍舟隊成立于1990年，當時組隊的目的是陪伴廣西龍舟一隊，參加1991年在南寧市舉行的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龍舟賽。但沒想到的是，伍廣津率領的校龍舟隊，在那次龍舟賽上卻從配角成為了主角，并一舉奪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績，成為十足的“黑馬”。

1991年以后，校龍舟隊在廣西的實力與知名度明顯提高。因此，在后續的1995年第五屆（昆明）、1999年第六屆（北京）、2007年第八屇（廣州）、2015年第十屆（鄂爾多斯）的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龍舟賽中，均代表廣西參賽，且都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績。2004年開始舉行的第一屆南寧國際龍舟邀請賽至今，廣西民族大學龍舟隊包攬大部分冠軍。

2006年10月，在天冿瑭沽舉行首屆中國大學生龍舟錦標賽暨國際大學生龍舟邀請賽中，廣西民族大學男子龍舟隊獲得500米國內、國際兩個組的兩項冠軍，轟動了整個賽場。

2007年，在香港回歸十周年國際龍舟賽中，廣西民族大學龍舟隊，又獲得大學生錦標賽的冠軍。廣西民族大學龍舟隊，在中國大學生龍舟協會及世界大學生龍舟協會中，具有相當大的知名度與影響力。龍舟隊幾乎成了廣西民族大學的一塊活招牌。

當然，伴隨龍舟隊的也不僅只有成功。

2005年，伍廣津帶著他的龍舟隊赴天津參加國際龍舟邀請賽，意外鎩羽而歸。伍廣津久久不能從失利的陰影里走出來，為此，他選擇了退出龍舟隊，把自己一手帶起來的龍舟隊托付給了另外兩個老師。伍廣津離開的一年里，龍舟隊成績平平，隊員們再也找不回當初的斗志，而這一切，伍老師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6年的暑假，南寧正是最熱的時候，不少龍舟隊隊員還沒有回家，他們懇切地希望伍廣津老師能夠重新回歸龍舟隊。終于還是割舍不下，7月30日那天，伍廣津終于表態重新歸隊。

7月31日，所有隊員全部返校，8月1日早晨6點半，民大的田徑場，24名龍舟隊員無一缺席地等候在那里。

“得了，我一看，人那么齊，有希望！”伍老師說，“當時心里真的很感動！”

在長期的訓練和比賽中，伍廣津和他的同事不斷摸索，查閱資料，結合隊員自身輕、小、巧的特點和精、快、靈的優勢，創造出一套“獨門”的小臂力量訓練方法：每組手指張合230次，每次五組。之所以要求230次，因為500米的賽程不會超過230漿。他還通過單腿屈蹲練習法，提高隊員們腿部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400米跑、三公里長跑、十組引體向上等專項鍛煉，為隊員們打下了體能素質的堅實基礎。此外，水上模擬實戰訓練也使得隊員能更快地進入比賽狀態。

根據水上劃水特點，伍廣津教練還設計了陸上專項技術力量訓練器械供隊員們使用。由于器材歷史已久，為了節約經費和保證同學們第二天能照常訓練，伍廣津經常晚飯過后來到器材室修理器材。

龍舟隊員們平時訓練用的槳也是特別制作的，比一般比賽用槳要更大更厚重一些。這就好比綁著沙袋跑步，正式比賽的時候輕裝上陣，就會更加游刃有余。

“如果我不想辦法把龍舟隊的成績提上去，就太對不起他們對我的信任了。”伍廣津這樣提醒著自己。

身為教練的伍廣津，把隊員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關愛。他將學校發的水果拿出來做獎品，組織“水果杯”籃球賽，讓隊員們在辛苦訓練之余放松身心。

一天的水上訓練結束，從邕江上岸的隊員們身心俱疲，而伍教練早已買好了正宗的賓陽酸粉犒勞大家。大家在邕江邊吃得不亦樂乎，對于隊員們，龍舟隊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伍廣津教練就如同一位慈祥的父親，細心呵護著他們。

28年來，伍廣津始終默默堅守著龍舟隊，當年的一腔熱血，到如今更多的已經是一份沉重的責任和割舍不下的情感。

“一個強大的龍舟隊應具備奉獻、激情、責任感、榮譽感等精神，一個思想統一的龍舟隊才會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舟共濟、吃苦耐勞、團結拼搏是我們的龍舟精神。”伍廣津說。

他相信，不僅在過去，在未來，龍舟精神，都將成為所有廣西民大人的財富與驕傲。

李富強：壯心、壯志與壯學

1981年，年僅16歲的李富強幸運地成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專業第一屆學生。

7年后的1988年，李富強在中山大學獲得文化人類學碩士學位，之后，他來到了廣西民族研究所工作，直至2002年3月，被廣西民族大學（時為廣西民族學院）作為高級人才引進。在工作過程中，他有意識地選擇了壯學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

說到選擇壯學研究的緣由，李富強說，廣西是壯族自治區，壯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土著民族，它的淵源可追溯到遠古的柳江人，從百色盆地的史前手斧，到左江花山壁畫，從精美絕倫的壯錦，到古樸渾厚的銅鼓，從千年不厭的五色糯飯，到萬載不衰的壯醫，其文化輝煌燦爛。如今壯族不僅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而且由于歷史和地緣關系，壯族自古與東南亞民族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系，現在又處于與東南亞交往的前沿地位。但相對而言，長期以來，對壯族的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與壯族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符。作為一個廣西人，作為一個中國人類學者，有義務有責任研究和宣傳古老、偉大的壯族，傳承和弘揚其光輝燦爛的壯族文化。

1991年，廣西壯學會成立是“壯學”成長的一個重要標志。

對于壯學，李富強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壯學是一個古老的新生兒，它從歷史中走來，稚嫩中透出滄桑，因為它凝聚著不知多少代人的心血。壯學，也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雄心，它不僅要探究壯族，而且要探究更多的同根民族、相關民族，不僅追溯歷史，而且關注現實，放眼未來。

李富強依托壯學會的發展，深耕壯學研究。1999年，他憑借專著《人類學視野中的壯族傳統文化》等成果，成為廣西最年輕的研究員之一。2003年，他又以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的身份，受命組建了廣西民族大學壯學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

在推進華南與東南亞民族研究的發展中，李富強的造詣頗深。他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壯族社會生活史研究”，發表了《壯族社會生活史》等一系列壯族研究成果。《壯族社會生活史》全景式展示和深刻分析了壯族社會生活的歷史，是壯族歷史和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創新。2015年，該研究獲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國家級獎項），2014年獲廣西壯族自治區第十三次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在開展民族文化保護、傳承與發展研究方面，李富強也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為配合“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李富強主持完成了“駱越人的歷史與文化習俗研究”、“花山巖畫和左、右江流域現存民俗文化關系研究”、“左江流域各族居民對花山巖畫的認知研究”等課題，發表了《對左江流域巖畫的新認識》等成果，為申遺成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2013年，李富強開始中國-東南亞銅鼓的調查和研究。以中、老、英3種文字寫成的《中國-東南亞銅鼓·老撾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是由李富強主持的“中國-東南亞銅鼓”研究項目的成果之一。這是世界上第一項對老撾銅鼓文化進行全面系統調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該著作資料翔實，研究深入。對老撾銅鼓及銅鼓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均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包括老撾古代銅鼓的來源、古代和現代使用銅鼓的族群文化，以及銅鼓文化的現狀等，都做了探討，提出了新穎的觀點。

廣西有銅鼓研究的傳統，但到李富強開展銅鼓調查研究之前，前輩老去，后繼乏人，這一學術傳統堪憂。經過他近5年的努力，以項目凝聚隊伍，整合力量，已基本建立起一個比較整齊的學術梯隊。這個包括廣西民族大學、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廣西民族博物館、南寧平方軟件新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云南大學等單位的學者在內的研究團隊，有民族學、考古學、東南亞語言與文化研究、電子信息科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

這個團隊包括有老、中、青年學者，有博士、碩士、學士，有資深教授，也有年輕的講師和助理研究員。近五年來，這個團隊創造性地開展了艱難但卓有成效的工作，開創了中國-東南亞銅鼓研究新局面，鞏固和發展了中國在銅鼓研究的優勢和主導地位。

2017年，李富強作為首席專家申報的“中國-東南亞銅鼓數字化記錄與研究”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銅鼓研究已上升為國家重大項目。

在培養青年人才方面，李富強一方面通過吸納青年學者加入創新團隊，使青年學者在調查研究的實踐中提升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通過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形式，培養人才，為壯學研究儲備力量。

在李富強看來，壯學肩負著沉甸甸的使命，因為它不僅要訴說一個民族的歷史，指點一個民族的未來，它更要闡述一種傳統，探尋這種傳統與新時空的協調與交融。

龔永輝：尋找中華民族最大公約數的“和壯員”

2008年5月18日，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和諧素質建導中心”宣告成立。該中心的發起者龔永輝，成為孜孜不倦追求各族人民和諧壯美生活理想的研究員。

1990年，龔永輝完成《族際識俫》，解釋民族識別遺留的“俫人”民族成分難題，論證“俫人”為我國仡佬族的一支，為政府解決“俫人”民族成分懸案提供了學理依據。隨后又用八年，出版了第二本專著《民族意識調控說——民族識別與民族理論的文化自覺》。這是龔永輝早期奉獻的“和壯元”。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格局”和“文化自覺”學術思想，成為龔著中充滿活力的“和壯源”。費孝通贊賞《族際識倈》“搞得很好，很漂亮”，并為《民族意識調控說》題寫了書名。從此，民族理論界接納了龔永輝這位拿著普通師范歷史系本科文憑的“和壯研究員”。

然而，“民族意識調控說”跟傳統民族理論存在的客觀差異，使得龔永輝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教學實際中，遭遇了教綱、教材、教學疊加的“三難”考驗。于是，他開始利用“第二課堂”迂回，結合素質教育開展“從假說到實驗”的課外活動。1998年，組織了二百多學生進行“八桂精神掃描”；1999年，設立“我們與我們的故鄉創新實驗”，拉開了跨世紀的“八桂校園鄉情文叢”寫作序幕；2002年，1170多位在校大學生聯合撰寫的百冊叢書《相思湖文龍》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成思危副委員長親自撰文代序。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正式推出了以“十二條”為標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體系，龔永輝迅即切入課堂，啟動教學內容本土化、教學過程生活化和育人目標現代化的“三化”改革。實施“一軸兩翼”的戰略，成功打造了具有“十二和”壯麗特色的“民族理論政策課程自馭舟”。教育部于2007年認定這門課程為國家級精品課程。

2009年，龔永輝領銜以《從傳統教學到混合式學習:〈民族理論與政策〉十年課改》獲自治區級教學成果獎特等獎；2012年，再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精品課程的內涵提升與多維輻射》獲同級同類特等獎；2013年，龔永輝主講的“民族和諧發展情趣建導課堂”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2016年，龔永輝教學團隊錄制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成為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2017年，團隊錄制的“私播課”《民族大義五十六講》經國內11所院校二十多位同行參與刷新，轉到中國大學慕課平臺開放，推動高校《民族理論政策》以精品資源慕課化為導向的課程供給側改革。

2013年10月，第十二屆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親臨“和壯課堂”調研，當堂提出兩個尖銳問題：當前理論界在民族問題上的最大分歧是什么？如何找到總書記講的“最大公約數”？龔永輝撰寫了《兩“最”之問的三“字”答卷》進行了1.8萬字的論述。龔認為當時我國民族觀領域呈現了一個虛幻而令人困惑的“川字格局”：在仿蘇民族理論宣傳話語和仿美國家主義決策意向兩大對撞觀念之間，以中央十二條為標志的創新體系在理論界的認同度和社會上的認知度卻還不夠，就如同“川”字當中那短短一豎。我國民族問題領域“最大分歧”的根源，在于伴隨中國化過程的民族理論“熵增”引發了兩大思潮對撞的“熵爆炸”。只要實事求是減熵增信、與時俱進永續創新，就能以“永字八法”化解“川字幻局”，在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共有家園建設中找到“最大公約數”。俞正聲同志親閱并批示，全國政協辦公廳作了專函回復。當年9月底，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正式回答了“最大分歧”的有關各方，以“八個堅持”強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精神原則跟《答卷》的建言吻合。

2016年，《答卷》獲得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的社會科學研究（報告類）優秀成果一等獎。這是龔永輝獲得的第三個廣西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一個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新體系》（2010年，論文類），第二個是《讓和諧化成民族的素質》（2014年，著作類）。這些一等獎涵蓋了廣西社科優秀成果的三個頒獎門類。與此相關，龔永輝被授予自治區優秀專家稱號。2017年受聘為國家民委下設的“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研究中心”高端智庫專家。同年，作為首席專家應標，獲立國家社科基金規劃“構建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少數民族視域研究”重大項目。

目前，這位一直在關注“和壯”、追尋“壯和”的壯鄉學者，正結合自己主持的重大項目，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理論研究室創辦《民族理論與政策》研究集刊。他希望通過這個園地團結更多的同行，一道尋找中華民族的最大公約數，共同當好新時代最大同心圓的“和壯員”。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