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或者明年開始，中國就將進入到人口負增長時代。隨著總人口開始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會相對加快，其對供給側的沖擊還會加劇，潛在增長率還會下降。我們提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就是必須用高預測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達到中預測方案的實際增長潛力。

人口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很大一部分沖擊還在于需求側。隨著人口總量下降，經濟增長放緩，消費總額的增長速度也將減慢。

人口負增長的趨勢無法逆轉，但人口紅利不會消失。可以改變行為，改變預期。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需求側改革紅利的一個重要來源。這一過程既可以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潛力，也可以通過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提高生產率。同時，城鎮化和第三產業還可以形成良性循環。

作為經濟研究人員，我們關心的是這將對中國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以及又該如何應對。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人口峰值：意料之中的轉折點。

人口峰值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的，多數國家還沒有經歷過人口峰值。人口峰值的含義并不是說某一年人口相比上一年減少，而是指按照生育率決定的自然規律，人口達到了最高點，隨后變成了負增長，且基本上沒有再漲回來的情況。所以，如果說中國遇到了人口峰值，指的就是由我國生育率決定的一個自然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生育率的估計是有偏差的。從總和生育率來看，一對夫妻或者一個婦女終生生育的孩子數量在2.1以上，人口長期就是正增長的；如果低于2.1，短期內人口由于慣性還會正增長，但若干年后就會到達峰值從而轉入負增長。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是1.7～1.8，聯合國對中國的人口預測也是依據1.7左右的總和生育率來估測的，所以，很長時間以來，我們認為中國距離人口頂峰還會有若干年，因此對相關問題沒有太關心。

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告訴我們，我們的總和生育率是1.3。這個1.3不可能是一年達到的，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在很低的水平上，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了。

因此，那個時候我們就懷疑，我國的人口峰值可能會很快到來。我們實際的人口增長速度已經跟聯合國預測的大不一樣了。今年，聯合國按照中國新的人口數據，及時修正了對中國人口峰值的預測：今年我國達到人口峰值，明年就將轉入人口負增長。

大家可以看到，因為印度的人口還在快速增長，所以只要我們負增長，印度的總人口馬上就會超過我們，也就是說，明年印度可能就會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了。當然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人口負增長會帶來經濟問題：一是負增長本身；二是人口負增長意味著老齡化在不斷加深。

一般認為，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占比超過14%就是深度老齡社會；如果占比超過21%，就叫做高度老齡社會。

國家統計局去年的數據顯示，這個占比已經是14.3%了，這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到深度老齡社會。目前全世界還沒有太多的國家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但日本是，日本已經遠遠超過21%了。未來我們也會走到這一步。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大概在2030年前后，我國就將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

因此，這些都意味著中國進入了新的人口轉折點。按照經驗，過去我們的人口轉折點同時也都是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因此新的人口負增長的轉折點，也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需要應對由此帶來的挑戰。

第二，人口負增長的轉折點，帶來的是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對經濟增長的沖擊。

應該說，人口負增長是一個遲早的事，但它終究會產生沖擊，應對沖擊是重要的。從歷史經驗上看，有成功應對的，也有應對不那么成功的。

之前中國已經經歷過一個人口轉折點，就是15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開始負增長，帶來典型的沖擊是供給側的，比如，一是勞動力增長減慢，成本提高，企業成本提高，比較優勢下降。從那時開始，我們制造業比重下降了，出口比重也下降了；二是新成長勞動力減少，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三是隨著勞動力減少，企業被迫用資本替代勞動，用機器替代人，替代的過快的話，就帶來了投資和回報的不相對應，也就是經濟學上的資本報酬遞減；除此之外，勞動力減少，農村向城市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也放慢了，這個轉移本來可以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隨著轉移速度放慢，生產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放在一個生產函數里，就意味著潛在增長率是下降的。

實際增長率圍繞著我們當時估算的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出現下降，2011年之后的實際增長率也跟著下降。但是兩者還是一致的，說明我們達到了自己的潛力。

同時，新的人口負增長的人口轉折點到來以后，供給側的沖擊還在，而且還會加強。上一次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到今天這段時間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速度還是比較平緩的，可以說是一個緩沖期。但隨著總人口開始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相對會加快，這也就意味著過去我們所知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在今后會加劇。

但是，我們應對供給側的沖擊還是有經驗的。過去10年里，我們部署了很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我今天想強調的是，我們應該預料到供給側沖擊還會存在。我們中國社科院的同事一起做過一些預測，我們預測從現在開始，未來我們的潛在增長率還會下降。我們也預測了兩個方案，一個叫“中方案”，就是一切趨勢按照現在這樣走；還有一個改革的“高方案”，就是說加大很多領域的改革力度，從而帶來改革紅利，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在知道今年我們人口會到達峰值進入負增長以后，我提出一個說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須用高預測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達到中預測方案的實際增長潛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數做了一個估算，也恰恰證實了這一說法，就是必須加大改革力度，必須有足夠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們希望達到的增長力度。

我更想強調的是，從一些國際經驗來看，除了潛在增長率下降，人口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很大一部分沖擊還在于需求側。比如說從東歐和波羅的海這些典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來看，他們從90年代開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長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相比較，多年來它的增長速度都是顯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幾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在人口變成負增長的時候，經濟也都經歷了負增長，這個沖擊效果還是很強烈的。再比如說從日本的經驗看，需求側的因素也是人口負增長的新因素，這也是我們過去關注不夠的。

第三，從國內大循環的角度看一看消費需求，這樣可以回答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問題。

消費受人口增長的影響是肯定的，因為人就是消費者，人口是消費的總和，兩者是密切相關的，這叫“人口總量效應”。

老年人特別是中國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對低于勞動年齡人口，社會保障還不夠充分，差距也比較大。同時，他們消費有后顧之憂：64歲的人要為70歲著想，70歲的人還想我80歲怎么辦，80歲了還想90歲，并且不只為自己的未來著想，還要想兒子輩、孫子輩。所以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比較低，這是“年齡結構效應”。同時我前面說過，人口增長轉負，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收入增長也會放慢，這個叫“增長效應”或者叫“收入效應”。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來了，我們的GDP也降下來了，那么消費總額的增長速度也減慢了。

人口負增長的趨勢無法逆轉，但可以改變行為，改變預期。比如收入差距過大，我這里引用一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測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會用于消費。那么，對于相對收入較低的群體來說，消費傾向一定是比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體增加了收入也沒有更多的消費意愿，消費傾向較低。

結論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總體的消費格局，可以擴大消費需求。因此，我們今后的一個重大挑戰在于消費側。而“共同富裕”“國內大循環”，就意味著要把龐大的人口規模變成中等收入群體的大規模，變成龐大的超級大市場。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新型城鎮化，特別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核心”，我的理解就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是我們需求側改革紅利的一個重要來源。基尼系數達到0.468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約有一半的貢獻來自城鄉收入差距，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就縮小了總體的收入差距。

此外，在供給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勞動力不足。國際上很多預測說中國未來增長速度不會太快，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可能達不到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他們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是不增長的，勞動力也是不增長的。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負增長，但是我們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還有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農業勞動力還占總勞動力23%的比重，為什么說這部分的勞動力是剩余的呢？因為從國際比較來看，高收入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只占3%、4%。我國也接近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要逐步縮小上述差距，意味著有20%的農業勞動力可以轉移出來。對人口龐大的中國來說，1個百分點就是800多萬，20個百分點大家想想是多少。因此中國獨特的勞動力供給來源在于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新型城鎮化也是推動了這個過程。從農村向城市進一步轉移，意味著從低生產率的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意味著生產率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因此對于供給側、需求側，新型城鎮化都可以帶來紅利，這里我想強調的是需求側。我們的新型城鎮化率是65%，但是真正有城鎮戶口的人只有40%左右，兩者之間有18個百分點的差距，這18個百分點就是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還有一些其他的進了城但沒有城市戶口的人。那么，讓這些群體得到城市戶口、變成真正的市民，可以改變他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改變他們的消費模式，從而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潛力。

OECD有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團隊提出，新型城鎮化勞動力轉移有兩步：第一步是農民工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一步可以帶來接近30%的消費增長。進了城以后，如果他們得到城市戶口，他們的消費可以在原來的基礎上再提高接近30%。因此我們兩步走的城鎮化本來是個問題，但是現在變成了一個潛力，變成了一個新的擴大消費需求的源泉。兩步走，相當于火箭第二次推動。

同時，城鎮化和第三產業，也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用國際數據看一看城鎮化率和第三產業就業的比重，發現兩者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同時，越到比較高的城鎮化階段，兩者之間關系也就越緊密。過去也有一個經濟規律，叫做城鎮化后期的支撐力在于第三產業的發展。不管這個規律成立不成立，只有農民工進了城以后得到城市戶口，他的收入才能穩定地持續增長，他的社會保障、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才能得到穩定的保障。因此，他們的消費才能支撐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使城鎮化長期可持續。

有人關注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沒提出經濟增長的定量目標，其實這個定性目標也非常嚴格、非常高。報告說，“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我們知道的，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就是說至少“十四五”遠景規劃定下的目標沒有變。“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意味著到2035年，中國應該接近于23000美元的人均GDP。因此，迎接這個新的挑戰，落實黨的二十大的戰略部署，第一要穩定和提高潛在增長率，第二要擴大消費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使實際需求能力適應經濟增長，支撐潛在增長能力。

按照我國潛在增長能力預測，要想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在未來15年里保持14.7%～14.9%的年均增長速度。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和生產要素資本、人力資本、生產力提高幅度等潛能推算，“十四五”結束時，我國人均GDP可達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將非常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還差一點。

如果通過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到2025年將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當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從而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這是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

歷史上，GDP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常常是分離的。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GDP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同步性非常強，這意味著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

未來，還應繼續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份額。同時，也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各種收入差距。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責任編輯：游洋 校對：海洋